“狡兔死，走狗烹。飛鳥盡，良弓藏。”其本意是：狡猾的兔子一死，狗也很快成為人們的食物。鳥被打盡的時候，人們把良弓也束之高閣不用了。后人習慣用此句來比喻被人利用后，失去利用價值的下場。幾千年的歷史，血淋淋的例子，從春秋戰(zhàn)國到明朝，“狡兔死，走狗烹。飛鳥盡，良弓藏”的案例一直在反復著。春秋戰(zhàn)國時期的白起、伍子胥、文種、吳起等；西漢的韓信、彭越、英布、張耳、臧荼等；明朝的常遇春、李善長等。開國功臣為什么被殺？因為他們都有一個共性：手握重兵、自恃功高、不知進退、威脅皇權。當有功之臣的功績和他們的慘死形成對比的時候，我們往往可憐他們。可有這么一句話：可憐之人必有可恨之處。我們是該可憐那些被殺的功臣，還是該罵他們罪有應得呢？在我看來，罵他們罪有應得要大于可憐他們。為什么呢？原因有二。

第一：能成為開國功臣，本就說明他們是精英中的精英，他們絕對不傻。我們拿韓信來說，韓信精通兵法謀略，被稱為“謀戰(zhàn)派”代表人物，論謀能謀己，甚至能做到謀天下；論戰(zhàn)，能攻無不克戰(zhàn)無不勝。在楚漢之爭時，他有機會與劉邦和項羽三份天下。但他沒有，楚漢之爭時的他，忠為上，沒有背叛劉邦，幫助劉邦取得了漢室天下。可西漢建立之后呢？功高震主的韓信不知進退，當面對自己的勢力一再被削弱時，還是不停的埋怨，最后被殺。單看韓信，我想罵他罪有應得，一點都不為過。

第二：被殺的開國功臣當初跟隨主公起兵的目的是什么。劉邦的西漢，朱元璋的明朝，劉邦和朱元璋有十分相似的背景，都是平民，都是被逼無奈。劉邦和朱元璋手下的親信大都是備受壓榨的貧民百姓，當初跟著主公造反，為的是不再受欺負，為了自己，也為了百姓。推翻舊朝，建立新朝之后的他們最應該做的事就是去享受榮華富貴，而不是手握重兵，可他們大多選擇的是手握重兵，不知進退，威脅著皇權。他們都有時間去辭官或者放棄兵權，但他們沒有。這樣的情況下，皇帝的選擇只有殺。不殺就可能造反，在國與情之間，皇帝只能選擇國，而舍棄兄弟情，因為他們是天下共主。說到這里，大家會說，趙匡胤沒有殺有功之臣。當然，這點沒錯。可他趙匡胤玩了一把“杯中釋兵權”。假如沒有“杯中釋兵權”，那歷史又會多了一筆：趙匡胤如何如何殺開國功臣。“杯中釋兵權”與本人上述的第二條是一致的，開國功臣應該得到的就是榮華富貴，所以兵權交出，給你個虛銜獨自享受去吧。趙匡胤能使用和平手段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他的開國功臣的數(shù)量與開國功臣在新朝的影響力比西漢和后來的明朝相要少的多。

同是開國功臣，有的能善始善終，像張良、蕭何、劉基等人。他們所做的也很簡單，那就是“知進退”三個字，張良和蕭何并沒有離開朝堂，但他們能自保，這便是人生哲學。就像當今社會，同樣做一件事，為什么有人能賺到錢又能賺到名，而有人卻錢和名都賺不到，兩種人的區(qū)別并不大，關鍵在于人生哲學的不同。要不然怎么會有“事在人為”這個詞呢。我們一直在可憐著那些被殺的開國功臣，可他們不值得去可憐。“罪有應得”一詞用在他們的身上，可能你的主觀意識難以接受，但事實的確是這樣，“罪有應得”最能與他們的所作所為想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