貴族豪強大肆兼并土地不獨中國為然，古羅馬亦如此。馬克思曾說，共和時代的羅馬，“國內史可以明顯地歸結為小土地所有制同大土地所有制的斗爭”。貴族和富人大肆侵占土地，導致小農破產和大量流民出現。

貴族出身的改革家提比留格拉古說：“棲身在意大利的野獸還有他們的洞窟和巢穴，可是為意大利而戰斗獻身的人們，除了空氣和陽光之外一無所有。”

比王莽稍早些，公元前133年，提比留格拉古用棍棒打死。

但改革并未中止，提比留格拉古在公元前123年和122年連續當選保民官，他恢復了其兄的土地法，又提議在北非迦太基設殖民地，動員羅馬公民移民到那里，每人分配200尤格土地。公元前122年，蓋約競選下一年保民官落選。公元前121年，貴族勢力再次挑起武裝沖突，蓋約被迫自殺，改革失敗。但蓋約的改革方案有些內容得到保留。在格拉古兄弟前赴后繼的改革冒險中，羅馬共有8萬公民獲得了土地。

王莽的改革比格拉古兄弟要激進。他的理由很充分，他說：漢朝減租，三十稅一(三十取一)。豪強侵占土地租給農民種，卻要收百分之五十的租。朝廷對有田人三十取一，有田人對租田人十分取五，太不像話了。

新始建國元年(9)，王莽一紙令下，把全國土地改稱“王田”，廢除土地私有制，實行土地國有化，私人不準買賣土地。如果一家男子不滿8人，田超過900畝，應把多余的田分給本族或者鄰居的無田人。原來沒有田的人，按男口每人給田100畝。私自買賣王田治罪。這個措施，是王莽搞“社會主義”的主要依據之一。其實，就當時情況來看，這是很難行得通的。

每人百畝以及8人不超過900畝一類的標準是哪里來的呢？來源于《周禮》所說的井田制。王莽的智囊班子是一幫儒學專家，一天忙到晚。他們從各種古代典籍里找出路，覺得“井田制”最理想。王莽正是按照《周禮》記載，試圖把全國土地重新分配。

《周禮》等著作中關于井田制的說法又是哪里來的呢？都來源于孟子所說的一段話。《孟子滕文公》說：“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后敢治私事。”這是說，一塊極其廣袤的平地，按“井”字的樣式，劃為9塊，每塊100畝。四周8塊分屬8家私有，“井”字中心那100畝則是公家的田。8家人先在公家那100畝地里忙活，完了之后才到自家100畝地里干活。《周禮》、《韓詩外傳》等著作就根據孟子這段話，對井田制大加發揮，說得更為詳盡。

孟子說得若有其事，但朱熹就對井田制是否存在過提出懷疑。他說，周代陜西一帶，哪來的幾千里平地？很多地方都在山谷之間，又很多小溪溝，怎么安置井田呢？(《朱子語類》卷86)

胡適在給廖仲愷的一封信中也說：“井田的均產制，乃是戰國時代的烏托邦。戰國以前，從來沒有人提及古代的井田制。”“孟子實在不知道周代的制度是什么，不過從一句詩里推想到井田制。”如果孟子時代實行井田制，那么滕文公就不必向孟子請教井田制。如果周代實行井田制，那么戰國離周代并不太久，一種制度的廢止，絕不是突然的，尤其是實行了許多時候的田地制度，總會有遺跡，何至于到《詩經》里去找一句詩來說事呢？再說，王莽時代的耕地，也根本不夠全國這樣分配的。

柏楊說，王莽準確地診斷出社會疾病，認為只要吃下儒書上的古藥就可痊愈，他的方法有問題，腳步向前走而眼睛向后看，一定要跌倒。

秦暉說，王莽的“社會主義”可稱之為“井田制社會主義”。

這些話都道中了王莽改革的要害。王莽倒是應了黑格爾《歷史哲學》中論述中國歷史的一句話：中國人的“全部行政卻以國中許多古訓為原則”。

采取如此激進而且大面積剝奪利益的措施，馬上就把一些擁戴者驅趕到了反對者的立場上。到王莽當政晚期，南陽豪強樊重以及陰子方家中都有幾千畝地，誰也沒有分掉，證明土地國有化貫徹起來非常困難。

再說王莽對殘余奴隸制的改革。古希臘的梭倫在公元前6世紀進行改革，禁止買賣奴隸，并下令由國家出錢贖回被賣到國外的奴隸，取得成功。

《羅馬法》也明令禁止虐待奴隸，并規定了給奴隸自由權的程序，分為“主人解放”(由奴隸的主人宣布解放)和“法定解放”(根據相關法律解放奴隸)兩種，促進了羅馬的進步。

但王莽的命運沒有這么好。從王莽強令兒子自殺以抵償被殺死的奴隸性命來看，王莽的確想盡最大努力改善奴隸的悲慘狀況。有些古代史學家說王莽讓兒子自殺也是“作偽”，未免太過苛刻。王莽下令民間奴婢改稱為“私屬”(區別于官奴)，就是說，每一個奴婢在主人家中，占著一個成員的地位，并禁止所有奴隸買賣。這樣，奴隸的地位相當于準自由民了。王莽用意是起碼要凍結奴隸制度，使其不再擴大，最后自然消滅。這進步的措施，自然也遭到奴隸主抵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