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修圓明園丑聞：圓明園是著名的皇家園林，自雍正帝以后，園居漸成宮廷風尚，尤其咸豐帝更是常年在此，幾乎以此為宮。無奈圓明園被英法侵略軍焚毀時，正值太平天國和捻軍等農民起義軍風起云涌之際，清廷統治岌岌可危，當然顧不得重修這座廢園。但幾年之后，太平天國和捻軍剛被鎮壓下去，便漸起修園之聲，引起清廷內部的激烈爭論。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一座花園的修與否，最終卻引發了晚清政壇的一場軒然大波。

1861年秋，咸豐皇帝在熱河病死后，慈禧與恭親王奕訢聯手發動“辛酉政變”，推翻顧命制度，確立太后垂簾親王輔政體制。奕訢由于在政變中厥功至偉，被授為議政王，在軍機處行走，權柄赫赫。由于奕訢總攬朝中大權，不久便與權勢欲極強的慈禧產生矛盾，明爭暗斗，終于勢同水火。1865年春，經過精心籌劃之后，慈禧突然下詔痛責奕訢，明令“恭親王著毋庸在軍機處議政，革去一切差使，不準干預公事”。此詔一出，卻引起不少王公大巨、地方大員的強烈反對。無奈尚未掌握全權的慈禧只好退讓，召見奕訢，當面訓誡后就發諭旨決定奕訢“仍在軍機大臣上行走”，但免去其“議政王”。經此羞辱打擊，奕訢的權勢與威望受到重創。

奕訢當然不愿就此罷休，一直尋機報復。1868年9月，深受慈禧寵信，一貫恣意妄為、不可一世的大太監安德海知道奢華成性的慈禧一直想修復圓明園，于是指使御使德泰奏請修復圓明園，討好慈禧。由于修園需款甚巨，安德海同時又指使內務府庫守貴祥擬出籌款章程，“請于京外各地方，按戶、按畝、按村鱗次收捐”。此議一出，奕訢等人堅決反對，認為“侈端將啟”，加餉派餉更會使“民怨沸騰”，“動搖邦本”，“喪心病狂，莫此為甚”。在奕訢的堅持下，德泰、貴祥二人受到革職和發落黑龍江披甲為奴的嚴厲處分。但安德海并未因此而稍有收斂，且于1869年秋違反祖制以為太后置辦龍衣為名出京南下，為山東巡撫丁寶楨執殺。慈禧聞訊大驚，不過礙于祖制，又有慈安太后、同治帝、奕訢及一些王公大臣的聯合施壓，只得接受既成事實，但卻氣急敗壞，大病一場。

慈禧病愈之后，內務府人員又以太后休養為名，重提修園之議。內務府人員長期力主修園一是為了討好慈禧太后，更是為了從中得利。晚清政治腐敗，貪污成風，國家的大型工程項目，更成為有關人員大撈一把的好機會，所以有關方面總是千方百計以各種名目爭取興辦各種項目，以中飽私囊。內務府人員這次吸取了前番德泰、貴祥的教訓，采取了長期游說、引誘性喜游樂的同治帝的辦法，終使同治帝在1873年秋以頤養太后為名，發布重修圓明園的上諭，并要“王公以下京外大小官員量力報效捐修”。

內務府立即行動起來，趕忙雇傭民工，清理舊園，同時命令南方一些省份立即采辦大件木材三千件，限期報送北京。慈禧當然更是忙碌起來，多次召見有關人員，甚至審議一些具體方案。對此，反對者依然不少，不過“帝師”李鴻藻苦諫毫無效果，御使游百川上疏懇請緩修反被革職。同治帝還嚴告群臣，有奏請緩修者一定嚴懲。奕訢開始還聲言反對，后見如此陣勢，深知此次難以阻止，便三緘其口，反而首先“報效”工銀二萬兩，表示支持。

1874年3月7日，圓明園正式開工重修。不過，此時修園的時機的確非常不好。法國正加緊侵略越南，直接威脅到中國的西南邊疆;日本開始發動侵略我國臺灣的戰爭;新疆又爆發阿古柏叛亂，左宗棠率軍西征日夜為難以保障的龐大軍需發愁。此時重修圓明園，根本就撥不出款來。

正在內務府為修園經費一直無著發愁之時，一個名叫李光昭的“候補知府”聲稱愿為修園報效30萬元的木材應急。他與內務府有關人員互相勾結，經內務府出面奏請后，他便打著“奉旨采辦”名義南下辦理此事，而且膽大妄為私刻了“奉旨采運圓明園木值李銜”的關防。他到香港向一位法國商人購買，簽訂了購買三船價值54250元的木材，先付定洋10元貨到天津即付款的合同。李光昭回到北京后，卻向內務府謊報自己購買了價值30萬元的木材“報效”。貨船到天津后，同治帝聞訊大喜，急令直隸總督、北洋大臣李鴻章免稅放行，迅速運京。不想李光昭根本無力付款，便稱木材尺寸與原議不合，拒絕提貨付款。法商當然不干，由法國駐天津領事出面，照會天津海關和天津道李光昭私自廢約有意欺詐，令其付款并賠償法商損失。李鴻章本就不贊成此時修園，急忙將此情況奏報同治帝。同治帝大怒，責令將李光昭先行革職后交李鴻章嚴厲查辦。由于李光昭私自以“圓明園李監督代大清皇帝”的身份與外商立約，此案險成外商與“大清皇帝”之間的訴訟，幾乎要引發一場嚴重的外交糾紛。

強烈反對修園、但不敢公開反對的李鴻章，知道此案是阻止修園的難得機會，所以他在上朝廷的奏折中，對李光昭詐騙細節的介紹不厭其詳，樁樁件件，不容懷疑，皇帝讀后能不龍顏大怒？李光昭詐騙案的消息迅速傳開，輿情大嘩。恭親王奕訢、醇親王奕環與其他一些王公大臣聯名上疏，痛陳修園之巨弊，懇請急停。一些御史也上折參奏內務府大臣與李光昭狼狽為奸、中飽私囊的種種違法事例。在這種情勢下，同治帝不得不決定發旨停修，事情到此似已結束。

然而就在當天軍機大臣擬就停修諭旨之時，內廷忽然發下一道同治帝朱諭，列舉恭親王種種罪狀，革去一切差使，降為不入八分輔國公(清代宗室封爵共分和碩親王、世子、多羅郡王等共十四等，“不入八分輔國公”為第十等，奕訢的爵位由第一等降為第十等)，交宗人府嚴議。9月10日又下一道朱諭，將對奕訢的處分改為革去親王世襲罔替，降為郡王，仍在軍機大臣上行走，其子革去貝勒郡王銜。同時，以“朋比謀為不軌”的罪名將醇王、文祥、李鴻藻等十名力主停修的王公大臣盡行革職。但就在第二天，即9月11日，慈禧突然在弘德殿慰諭奕訢，表示“十年以來，無恭王何以有今日，皇帝少未更事，昨諭著即撤消”。同時懿旨賞還奕訢及其子爵秩。這一“奪”一“還”，其實都是慈禧在幕后操縱，意在再次向朝廷內外表明奕訢等王公大臣都可被她玩弄于股掌之中，她已大權在握，她的權威不容輕覷，更不容侵犯。

至此，歷時半年的“修園之爭”雖以“停修”而結束，但由此引發的政壇風波卻進一步加強了慈禧太后的權威，再次嚴重削弱了恭親王奕訢的權勢。是否重修圓明園本來是個工程問題，但在封建專制的政治體制中，這種“工程問題”往往會演變成為“政治問題”。這當然是“工程”的不幸，但利用“工程”達到政治目的，卻是這種政治體制使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