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川島芳子緣何棲身新立城

1948年3月25日，川島芳子以“替身”逃脫極刑后，川島芳子的胞兄憲立曾猜測：芳子可能前往靠近蘇蒙邊境的地區，那里有清朝肅王府的領地;或者前往更北的蘇聯……眾說紛紜。但死里逃生后的川島芳子一定會小心謹慎，經過深思熟慮嚴格選擇其日后棲身之地。

那么川島芳子為什么要選擇距離長春較近的新立城棲身隱居，可能有以下幾方面考慮。

首先，新立城是遠近聞名的平原村鎮，位于長春南部16公里，風景優美，氣候宜人。著名的新立城水庫位于伊通河中游，水庫上游有伊通河的河水滋潤，兩岸青山環繞，其水源涵養森林，為城市南部構筑了一道濃密的綠色屏障。庫區幅員遼闊，遠看天水相接;近看波光粼粼，極目遠眺，林海蔥郁，重巒疊嶂;湖水清澈，水鳥翱翔。碧水藍天青松綠草，構成了一幅如詩如畫的錦繡長卷。懂得周易，會看風水的段連祥一來到這里就贊不絕口，認為新立城是不可多得的風水寶地，是川島芳子隱居的理想之地。盡管川島芳子在國內熟悉的地方甚多，但可選擇的目標卻十分有限。如天津、上海等地，社會復雜，絕非是她隱姓埋名的理想生存空間;內蒙古亦不具備其賴以棲身的環境和條件;至于荒涼閉塞的邊境地區更缺乏周旋余地。

其次，新立城鎮歷史悠久，早在清朝嘉慶五年就在伊通河東岸設置長春廳，稱為新立城。成為長春市的最早設治，故有“先有新立城，后有長春市”之說。長春地區曾先后是古代扶余國和渤海國的屬地，遼金時代是長春地區歷史上最繁榮的時代;在農安境內設“黃龍府”，遼代古塔至今猶存。清初，長春一帶是蒙古郭爾羅斯前旗王爺扎薩克的領地。1644年清軍入關以后，東北是龍興之地，是滿族的故鄉。川島芳子是清肅親王的第十四格格，擁有顯赫的皇族世家身份，自然對祖宗的發祥之地有著特殊的感情。川島芳子劫后余生，能在其祖宗發祥之地安度余生，也是一種情感的回歸和心靈的慰藉。

再次，長春曾是偽滿洲國的首都，在這里她曾度過“燦爛”、“光輝”的人生歲月，又是她戎馬生涯的故里，再熟悉不過的地方。新立城地處離長春不遠的農村，不易被人所注意，遇事有可回旋余地，實屬隱居安度余生的理想之地。

最后，1948年正值解放戰爭時期，當年6月7日至10月21日，長春被解放軍圍困，解放后百廢待興，一切均處在兵荒馬亂后的重建階段，選擇在1948年末潛入新立城，恰是絕佳的時機。

二、庇護川島芳子隱居新立城之經過

在最初提出已被槍斃的川島芳子又在長春市郊新立城神秘隱居生存30年，眾多人士均覺得荒唐無稽，實不可信。

段續擎曾聽父親詳細講述過，他們四人見面時商討庇護川島芳子的情景。

1948年末某日，段連祥正在沈陽蒲河的家中賦閑，在四平偽警察學校時的同學于景泰(吉林人)突然來訪，使段連祥異常興奮，但他也有所預感，于景泰此來肯定有事相求。兩人沒聊幾句，于景泰就把話鋒一轉，讓段連祥隨他到村外的公路邊上會晤兩個人。在村外的公路邊，等著于景泰和段連祥的是一男一女。四個人照面后，段連祥仔細地打量了一下眼前的兩人，男的中等身材，微胖，戴一頂藍呢帽，圍一條灰色的毛線圍脖，穿一身黑卡嘰布棉制服，肩上挎一個黃色軍用背包，一副斯文面孔，還戴著一副金絲眼鏡，似曾相識;女人個頭不高，頭上裹著嚴實的黑色頭巾，穿一件黑色的棉布袍，胳膊上挎著一個布包裹，只有兩只有神的大眼睛機警地審視著段連祥的一舉一動。

段連祥一時有些想不起來，經于景泰提醒，才恍然大悟。原來男的是他和于景泰在警校時的教官，雖然叫不出名字，但還是有印象的。于景泰讓段連祥稱這位教官為“秀竹”老師或叫“七哥”。女人半月后才對段連祥亮出“大名鼎鼎的川島芳子”、聲名遠揚的“滿洲國安國軍金璧輝司令”的身份。但由于川島芳子化裝打扮，已改變了她昔日的靚麗形象。

段連祥已經得知，川島芳子已于1948年3月25日被河北省高等法院判決執行死刑。僅才過去半年多，居然神秘地來到沈陽。此時他也不便打聽川島芳子是如何逃脫死刑而來到沈陽的細節。段連祥做夢也沒有想到自天津東興樓和川島芳子離別多年后，自己終于有機會實現當初表示可以幫助她的諾言。

“七哥秀竹”和于景泰告知段連祥，川島芳子今后就由“七哥”、于景泰和段連祥三個人共同照顧，她今后對外的稱呼就叫“方老太太”。于景泰在長春郊區的新立城農村有一位姐姐，投奔她那里是一時之選，正好段連祥學過周易，會看風水，希望同去一趟新立城。如果條件可以，川島芳子就打算長期在那兒隱居。段連祥絲毫都沒猶豫，回到家跟妻子莊桂賢說有事要出趟遠門，就跟著“七哥”和于景泰，護送川島芳子來到新立城農村，在于景泰的姐姐逯家順利地安頓下來。

三、庇護川島芳子隱居新立城之神秘人物

1.神秘莫測的“老七”(“秀竹”)和“廣幸”

段連祥在臨終遺言中說，1948年，川島芳子從北平死里逃生后，在“七哥”(“秀竹”)和于景泰的護送下，途經沈陽時找到了他。他們三男一女來到長春市附近的新立城鎮齊家村房東逯家落腳。

經過考證確認，1948年末護送川島芳子到長春新立城的，是段連祥、于景泰和“秀竹”三個人。稱為“秀竹”的這位人士，是段連祥和于景泰在偽滿四平警察學校時的教官、保護川島芳子來東北的主要人物。值得進一步探索的是他究竟是什么身份？

1949年春，段續擎第一次跟父親去“方姨”家，這位“方姨”就在現場。“方姨”讓她稱“秀竹”為“七叔”，但可能是出于保密的需要，段續擎從未聽說過“秀竹”的真名實姓。

神秘人物“秀竹”遺物：朋友贈送給“秀竹”的對聯上句“詩思竹間潯”“方姥”遺物：“秀竹”使用過的國民黨軍官用的指揮棒在段連祥的遺物中，有三件物品是“秀竹”留下的。

第一件是半副對聯，上寫“詩思竹間潯”大字行書，題款是小字“秀竹先生屬”，說明這是朋友贈給“秀竹”的，也驗證了段續擎所說的“七叔”即是“秀竹”的旁證。

第二件是一幅偽滿畫家張紫楓所繪“老虎圖”(段連祥說過，“秀竹”的畫是張紫楓送給“秀竹”的，因此綽號叫“老虎”)。

第三件是一根國民黨軍隊指揮官用的“指揮棒”，上端黃銅帽，木桿，根部是不銹鐵套，加鐵端頭。據此可以推測，“秀竹”極有可能曾是國民黨的軍官。

川島芳子與“秀竹”的關系非比尋常。段續擎回憶，上世紀50年代初的一年夏季，父親段連祥把她送到新立城“方姨”家，當天就返回四平鐵路車輛段。第二天，“七叔”(“秀竹”)不知從哪里回來，身穿一身灰色短袖夏裝，兩手拎著不少東西，滿頭汗水地走進院來。“方姨”正和段續擎在屋里包餃子，聽見院子里有動靜，抬頭朝窗外看，來人是“七叔”。“方姨”異常興奮，立時放下手里的活，迅速下炕，接過“七叔”手中的東西，一邊高興地招呼：“老七，你可回來啦！”這是“方姨”當著段續擎的面，第一次稱“秀竹”叫“老七”。由此可見，川島芳子與“秀竹”的關系非同一般。

段連祥與“秀竹”在偽滿警察學校是師生關系。但在段續擎兒時的記憶中，父親在“七叔”面前，總是給“七叔”點煙斟水，畢恭畢敬地點頭哈腰，猶如奴仆似的。

段續擎和父親每次去新立城“方姨”家，如趕上“七叔”在吃飯時，總是“七叔”跟“方姨”在正房屋里吃，而父親和她就在廂房屋里吃。只有“七叔”不在“方姨”家的時候，“方姨”才把父親和段續擎叫到正房屋里一起吃飯。這種規矩似乎暗示“七叔”和“方姨”與父親段連祥之間存在等級關系，即使在隱居歲月里也不能平起平坐。

對于父親與“七叔”的關系，段續擎至今還有這樣的印象，如果有第三個人在場，父親就管“七叔”叫“七哥”。但當只有父親和“七叔”兩人時，父親又把“七叔”稱為“七爺”。這種稱謂是否意味著“秀竹”與段連祥是有“組織”的上下級關系，或與“秀竹”的家世、身份有關，其奧秘不得而知。

段續擎兒時的乳名叫“小云子”，在幼年的小云子眼里，“七叔”是和藹可親的。上世紀50年代，每次“七叔”趕上小云子在新立城“方姨”家，都會給小云子帶一些她喜歡的學習用品和食品糖果一類的東西。而且“七叔”都要問：“小云子，最近‘方姨’又教你幾首詩，認識了多少字，在學校里聽老師話了嗎？‘七叔’有好一陣子沒來了，想沒想‘七叔’呀？”

據段續擎回憶，她最后一次見到“七叔”，是在1966年“文革”開始不久，某日“七叔”對“方姨”說，他馬上要去云南看望生病的老母親，段續擎幫著“七叔”收拾好東西，放到包里，并把“七叔”送到長春火車站。從那以后，“七叔”就再也沒回過新立城“方姨”家。

現在張鈺手中保管的“方姥”所畫“日本風情女子浴嬉圖”上，在其落款處有一“廣幸”兩字葫蘆形圖章。在考證之初，推測圖章“廣幸”可能是川島芳子作畫時使用的筆名，或是一起作畫的合作者名字。后來，川島芳子轉交小方八郎的信物坐獅“內膽”里，隱藏的“秀竹”所寫紙條，落款處也是寫有“廣幸”兩字的葫蘆形名章。據此可以認定“廣幸”可能即是“秀竹”的法號;同時也說明“方姨(姥)”描畫“浴嬉圖”時，“秀竹”也在現場協助作畫，并簽附了名字。

從佛家用語分析，“廣幸”一名又多用于僧人、居士的法號。據王慶祥、何景方在浙江國清寺調查，該寺78歲的高僧乘方，早年就曾聽說過有“廣幸”這位僧人。因此可以推論，1981年，從浙江國清寺來吉林四平取走川島芳子骨灰的老僧，可能是這位“廣幸”即“秀竹”。

2.癡心陪伴川島芳子身邊的于景泰

于景泰是段連祥在偽滿警察學校的同學。1948年末，他不但參與護送川島芳子到長春新立城而且還是領路人。這一點已被長春市郊新立城鎮齊家村“方老太太”的房東后人、于景泰的外甥逯興凱所證實。盡管于景泰于1966年初不明不白地死去，但他留給段續擎的印象卻是非常深刻的。

根據段續擎的回憶，父親生前曾和她說過于景泰的家事：于景泰的母親姓樊，名蓮花，祖籍寧波，她父親樊運生是清朝末年的秀才。樊蓮花自幼聰明俊俏，酷愛讀書，且擅長詩詞歌賦。但蓮花命運不好，剛滿15歲，父親就中年早逝。為了活命，母親榮氏便帶著蓮花投親靠友來到東北沈陽，后來母親也患肺病而死。因為母親生前治病借了高利貸，蓮花就被債主賣到了賭場，做吸鴉片賭客的“裝煙女”。直到有一天，她遇到了一位對她中意的奉系軍閥張作霖手下的旅長，才為她贖身并娶她做了“外室”，其后所生男孩兒就是于景泰。這位旅長雖然沒有給樊蓮花和于景泰母子什么名分，但在生活上讓他們娘倆過得還算舒適。

因為段連祥的舅舅于德海當年也常到樊蓮花服務的這家賭場取樂，不但認識于景泰的母親樊蓮花，而且也支持那位奉軍旅長討樊蓮花做“外室”，并與那位旅長結拜成把兄弟。由于父輩的關系，兒時的段連祥便和長他一歲的于景泰關系親密，成為好友。1945年1月，于景泰和段連祥又同時考入了四平偽警察學校，共同度過大半年的培訓生活，視彼此為知己。

1945年東北光復，于景泰和段連祥所在的偽警察學校解散，于景泰跟隨升了官的父親前去南京。段續擎回憶，父親段連祥曾很夸耀地講起于景泰的父親與國民黨軍統頭子戴笠關系甚密。說戴笠第一次見到于景泰時，就非常喜歡他，并承諾對他要重點培養。不久于景泰果真被軍統派往美國受訓一年，回國后做了軍統情報員。

1949年，于景泰的父親隨蔣介石去了臺灣，在走之前還給于景泰母親樊蓮花留下一筆生活費，之后就再也沒了音信。于景泰沒有去臺灣，而是留在大陸照顧母親。

據段續擎回憶，她第一次見到于景泰的母親于奶奶是1957年的農歷九月初九，那天正是重陽節，也是于奶奶的60歲生日。“方姨”還特意給于奶奶畫好了一幅仿日本祝壽圖：漆畫畫了兩只上下飛舞的仙鶴，周圍配有玫瑰花、菊花以及櫻花，表達對于母長壽吉祥的祝福。父親把“方姨”的畫用相框鑲好，于九月初九那天，就領她去于奶奶家祝壽。于奶奶個子不太高，身材瘦削，言語溫和，說話非常好聽，一雙會說話的大眼睛，使人感到她年輕時一定是位漂亮而不平凡的女人。1965年，于奶奶因突發心臟病去世，于景泰就把“方姨”所畫的那幅祝壽圖交給了段續擎。

日本專家手持川島芳子當年給于景泰母親畫的“日本祝壽圖”據段續擎的記憶，于叔叔就住在房東逯家的廂房，房間里擺設很簡單，只有一對箱子、兩把椅子和一張吃飯用的桌子。于叔人長得又瘦又高，性格溫和有耐心，待人非常熱情，對她非常好。所以，她也常到于叔的房里去玩。一去于叔就把好吃的拿出來讓她吃，還從箱子里拿出書來給她看。

段連祥1958年被勞動教養，一直到1965年期滿，這7年間，在新立城就只有于景泰一個人陪伴“方老太太”。

1960年夏季某日，段續擎向工作單位請幾天假，來到長春新立城看“方姨”。好像早有準備似的，于叔也在場。“方姨”向段續擎打聽了輝南勞教總隊的地址和探視制度后，就對段續擎說;“我和于叔都很惦記連祥，正好你來了，今天你也別在這住了，抓緊時間，就讓于叔陪你去一趟輝南，也帶去我們對他的一份關心。”

然后，方姨從抽屜里拿出紙和筆，很快地就寫好了一封信，讓交給父親，信的內容大意是：“久未聞消息，今女兒云子去探望，帶信一封。希望切勿氣餒，特別是要格外當心身體，早日結束改造歸來，這邊有景泰和房東關照，勿念。”除帶信外，“方姨”又用一個信封裝上些錢交給段續擎，還讓于景泰給段連祥帶去一套被褥。臨行前“方姨”還用濕潤的眼神拉住段續擎的手，千叮嚀萬囑咐路上要小心。

段續擎和于景泰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車和汽車，才來到輝南杉松崗勞教所。于景泰沒有進監所里，只讓段續擎將一封事先寫好的信交給段連祥。段連祥含著淚讀了“方姨”和于叔的信后，用顫抖的手反復撫摸著“方姨”給做的被褥，顯得非常激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