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jù)日本人加快鄭芝龍投降清朝后，其子鄭成功仍舊孤軍奮戰(zhàn)，支持明朝，并四次向日本國派了使者，要求援軍(乞師)和物資(乞資)。

清朝就這樣開始了對中國的統(tǒng)治。但明朝的遺臣首先擁立神宗的孫子福王，試圖進行抵抗。可是他們步調(diào)不齊，在南京失陷、福王被俘之后，接連地擁立了唐王、魯王、桂王等，逐漸被追逼到邊遠地區(qū)。清順治十八年(1661年)，流亡緬甸的桂王(永明王)政權(quán)覆滅之后，明王朝終于在形式上也滅亡了。清世祖死后，以英明而聞名的圣祖康熙帝即位。

另一方面，在日本，以慶長五年的關原之戰(zhàn)為轉(zhuǎn)折點，霸業(yè)由豐臣氏而轉(zhuǎn)入德川氏手中，元和元年大阪夏季戰(zhàn)役招致豐臣氏的滅亡，從而鞏固地建立了德川幕府對全國的統(tǒng)治。第二年，家康死去，經(jīng)過秀忠至其孫家光執(zhí)政時，徹底施行鎖國令，幕藩體制的基礎日益鞏固。明清交替時期正好是家光當政的時代。

鄭成功父子

《國姓爺合戰(zhàn)》是近松門左衛(wèi)門博得好評的劇作之一。故事的梗概如下：

明王朝被與韃靼王勾結(jié)的叛逆李滔天(李自成)滅亡，思宗皇帝被殺，公主好不容易逃到海上，飄流到日本肥前的平戶海濱，被和藤內(nèi)所救。和藤內(nèi)實際上是明人老一官與日本的一位女子所生的混血兒。他聽說父親的祖先危急，與父母一起奔赴中國。途中打死了老虎，來到甘輝將軍的獅子城。最初甘輝將軍不表露自己的心跡，中間經(jīng)過將軍的妻子--和藤內(nèi)的異母妹妹--錦祥女的自殺悲劇，兩人終于宣誓共討逆賊。于是和重臣吳三桂協(xié)力打倒了李滔天，勝利的完成了明王朝的愿望。

說明王朝得以復興，這當然是對史實的歪曲，但僅就主人公和藤內(nèi)的原型鄭成功是明人鄭芝龍與日本女子(田川氏)所生的混血兒，為包圍明王朝的孤壘而進行了艱苦卓絕的奮斗--這些主要的事實來看，應當說《國姓爺合戰(zhàn)》中是反映出來了。看來劇中寫到明王朝的復興是出于作者的同情，作者出于對有一般日本血統(tǒng)的鄭成功的親近感，及對其忠誠的共鳴，而想在劇中實現(xiàn)其未能實現(xiàn)的理想。另外，劇名叫“國姓爺大戰(zhàn)”，是由于唐王曾把明皇室的姓--朱--賜給鄭成功，以后世人都稱他為國姓爺。

鄭芝龍出生于福建的泉州，據(jù)說他十八歲時來島日本的平戶。最初居留于日本，可能是從事于日中之間的秘密貿(mào)易，后來投身于海盜集團，當上了在福建沿海一帶進行掠奪的海盜首領。

鄭成功就是鄭芝龍與肥前松浦藩下級武士田川氏的女兒結(jié)婚后所生的兒子，幼名福松，中國名字叫森，七歲時渡海去中國。

父親鄭芝龍后來歸順明朝，憑其實力當上了福建總兵，由海盜一變而為剿滅海盜的官軍;在明、清交替時期曾效忠于福王，福王被清軍俘獲后，擁立唐王;但后來又倒戈效忠于清朝，與其子鄭成功對立;最后被清朝扣上謀反的罪名處死。他的一生確實充滿了波瀾。

另外一方面，鄭成功在其父降服清朝之后仍然效忠不屈，遠與桂王聯(lián)系，以福建的廈門一帶為根據(jù)地，輾轉(zhuǎn)奮戰(zhàn)，而且一度溯長江而上，進逼南京，幾乎把南京城攻陷。但事業(yè)未成，被迫不得不從大陸撤退，轉(zhuǎn)而進攻臺灣。這是清世祖順治十八年(日本寬永元年)(1661年)的事。

第二年，鄭成功三十九歲，壯志未酬而死去。其子鄭經(jīng)繼承其事業(yè)，繼續(xù)與統(tǒng)治大陸的清朝政府對抗。但鄭經(jīng)于1681死去，及其子鄭克爽繼立，終于屈服于清朝。這是清圣祖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的事情了。

鄭氏家族向日本乞師

如上所訴，鄭氏家族幾代反抗清朝政府，在此期間，曾經(jīng)不斷地向日本派出使者，要求派遣援軍和支援物質(zhì)，并派出船只同日本進行貿(mào)易。這里我想就其經(jīng)過事實進行一些考察。

日本正保三年，鄭芝龍派遣的正使黃征明從福州向日本出航。但途中遇到暴風，船只飄散，其中有的刮回大陸，為清軍所捕獲。黃征明本人也身阻海上，不得已而重整小船，重新派遣陳必勝、黃征蘭二人為使者，據(jù)說他們到達長崎是九月初。

使者帶來鄭芝龍的書信總共八封，其中致日本的正京天皇兩封，將軍三封，長崎王(長崎奉行)三封。根據(jù)林春齋的《華夷變態(tài)》記載，給正京天皇的一封信的內(nèi)容是這樣(鄭芝龍的原信未傳，這是林春齋根據(jù)其父林羅山列席幕府會議討論時的回憶而寫的)：“……附隆武皇帝(唐王)之赦旨，引周之彭濮、唐之回鶻之事，意在求借勁兵也。前云借兵五千，今欲更多，以戰(zhàn)勝敵兵。”并帶來許多禮品，要求派遣強大的援軍。

關于“……前云借兵五千，……”，我準備以后再談。據(jù)說幕府接到這些書信后，以老中們?yōu)橹行模磸偷赜懻摿藬?shù)天，當時“尾張和紀伊的兩位大納言和水戶中納言”所謂御三家也來到江戶，發(fā)表了意見。看來是但是極為重大的事件，慎重地予以對待。

其結(jié)果，據(jù)林信篤的《寬永小說》說，御三家均贊成出兵，“據(jù)云尾張大人云：‘三人中，吾居長，應派吾為主將。’自己要求出陣。反對的僅有井伊直孝，他反駁說，御三家的意見有一定道理，是可以信賴的，‘但，……關于求援事，吾以為不會立任何功勞，亦無益之至。’結(jié)果大家認為井伊直孝言之有理，取消了派遣援軍。”

不過，據(jù)《南龍公譜略》說：“賴宣卿云：國家出援兵，無功則不僅為本邦之恥，且長期與外國結(jié)仇，成為永世之害;如我兵有功，得其地亦荒其田，于國無益，反招后世之弊，不可從其請。……”由此看來，反對的不是井伊直孝，而是御三家中的一家--紀伊的德川賴宣，情況略有出入。不過，總的來說，有相當多強有力的贊成意見，贊成的似乎占優(yōu)勢。但最后大概是慎重論取勝，暫且決定觀望靜候。這里說暫且，是因為一般人認為雖然暫時決定采取拒絕的態(tài)度，而其實正如石原道博等人所指出的那樣，在內(nèi)心里始終沒有完全放棄出兵的意圖。

接著準備特派豐后府內(nèi)城主日野根織部正等人為正使去長崎，直接向鄭芝龍的使者轉(zhuǎn)達幕府的意見。這是傳來了唐王和鄭芝龍的據(jù)點福州淪陷的消息，于是把一切都取消了。如《細川家譜》中說：“此次大明兵亂，平戶一官(鄭成功)乞援事，書翰雖到，無法應之。書中疑問之點甚多，但為大明與日本之長遠計，上意可派遣上使赴長崎，詢問一官使者情況，然后傳達上意。此時長崎十月四日書函到達，報告福州失陷。事已如此，一切無及矣。遵照上意，可將上述有關情況奉告江戶有關方面，并轉(zhuǎn)致閣下。誠惶誠恐，謹言如上。”由此可知當時的具體情況。這是阿部對島守等三位老中給細川肥后守的一封信。由此可以看出，雖然勉強做出不予支援的決定，但考慮到“大明與日本之長遠計”，采取了相當含混的態(tài)度;也可了解其中的經(jīng)過是由于接到福州失守的報告，感到“一切無及矣”，才放棄了一切計劃。派遣上使當然也取消了。

前面已經(jīng)談到，以后鄭芝龍投降了清朝，但其子鄭成功仍舊孤軍奮戰(zhàn)，支持明朝，并向我國派來了使者，要求援軍(乞師)和物資(乞資)。

其第一次是在鄭芝龍的使者來日候的第三年--即慶安元年(1648年)，《華夷變態(tài)》中收有他的求援信的譯文(日文)。信中說：“……余生于日本，思慕日本之心尤深。今處艱難之際，懇請日本以叔侄、兄弟之情待余，施予恩惠。”以血緣相連的唇齒真情。幕府雖進行過討論，但未復信，看來是未予受理。

第二次是在三年后的慶安四年(1651年)。徐鼐的《小腆紀年附考》中說：“(辛卯十二月)明朱成功(鄭成功)取漳浦，遣使通好日本。”指的就是這件事。據(jù)后文說，這次是鄭成功為了補充物資的短缺，根據(jù)參謀馮澄世的獻策，向日本接待物資，以此補充短缺，同時賣給呂宋(菲律賓)、交趾(越南)、泰國等，以獲取利潤。

文中曾寫到：“已獲日本鉛銅之助。”另外如中村久四郎等人所訴，可以想象鄭成功等人的軍中已經(jīng)有日本刀和日本式的甲胄等。由此來看，完全可以想象一直從日本獲取某種援助。--即使沒有幕府的正式援助，也會有民間人士某種形式的聲援。

第三次是萬洽元年(順治十五年)(1658年)六月，他派遣的使船載乘員一百四十七人，進入長崎，帶來了書信和各種物品。書信開頭寫著“啟上日本國上將軍麾下”，原文收入《華夷變態(tài)》。但幕府“未及復書”，未予理睬。

第四次是萬治三年(1660年)七月，命其部下張光啟向日本借兵。《海上見聞錄》上寫道：“命兵官張光啟，往倭國借兵。”指的就是這一次。沈云的《臺灣鄭氏始末》上也有內(nèi)容大體相同的記載，關于這次的結(jié)果，他寫道：“日本上將軍不予發(fā)兵，助銅熕(銅制大炮)、鹿銃、倭刀為備。”大概乞師的事情未成，但乞資的事情取得了一些成果。

鄭成功的請援使有以上四次。但最后一次乞師的第三年，他壯志未酬，死于南海之地。繼承其遺志的是鄭經(jīng)。

鄭經(jīng)也有一次乞資。時間是在寬文三年(清康熙二年)(1663年)。

這次乞資的經(jīng)過是這樣：鄭成功的哥哥、鄭經(jīng)的伯父鄭泰本來就有二心，被鄭經(jīng)察覺后，遂令其自盡。當時從其遺物中發(fā)覺鄭泰把同我國貿(mào)易所收獲的大量銀錢寄存在長崎。因此，為了拿到這筆銀錢作為“恢剿逆虜之資”，而給長崎奉行送去了一封信。

結(jié)果是多半銀錢已經(jīng)被倒向清朝方面的鄭泰的孫子鄭奎舍和鄭泰的侄兒鄭按舍領走，看來鄭經(jīng)的意圖基本上沒有實現(xiàn)。不過，鄭經(jīng)對日本國進行的那種活動，可以算作廣義的乞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