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宋太宗留下了那么多的罵名？

一、不擇手段，滅親登臺

太宗是“燭影斧聲”千古疑案的主角。經近幾十年的研究，他經過預謀，弒兄奪位，已成為大多數史家的共識。即使《宋史》一書，因時間倉促，元人多照抄宋代國史，對帝王多為諛詞，仍不能不露出蛛絲馬跡。如《太宗本紀》說：“帝之功德，炳煥史牒，號稱賢君。若夫太祖之崩，不逾年而改元，涪陵縣公之貶死，武功王之自殺，宋后之不成喪，則后世不能無議焉。”所說涪陵縣公是其弟廷美，武功王是太祖子德芳、德昭，都被他逼貶而死，以除去他們對皇位的威脅。宋后則是太祖皇后，在太祖崩后，因繼位問題和他爭吵，故在其死后不按后禮安葬。改元在一般朝代中都是在老皇帝死后的第二年。而宋太祖死于開寶9年，距歲末只有8天，太宗便迫不及待地改為太平興國元年。所以毛澤東在讀到這段歷史后批判道：“不擇手段，急于登臺。”可謂一針見血。

二、當眾強奸，無恥之尤

南唐亡后，小周后隨李煜被解到開封。她每次入宮，都在赤裸后被5個宮人抬持，供太宗當眾強奸，并由畫工現場作畫。太宗高大黑胖，小周后纖弱嬌小，故這種流氓行為，對她精神上、肉體上都造成極大的痛楚。這就是她每次回家后對李后主破口大罵，后主也只能每日以淚洗面的深層原因，也是后主被太宗毒死的原因之一。宋人當然不敢寫出。但畫工的《煕強幸小周后圖》卻在宋亡后流傳下來，并被金元人多次臨摹。元人陶宗儀的《輟耕錄》中有詳細描寫。馮海粟學士題畫詩云：“江南賸有李花開，也被君王強折來，怪底金風吹地起，御園紅紫滿龍堆。”認為靖康亡國乃是報應。這畫一直到明代還有人見到，見明人沈德符的《野獲篇》。國亡后后妃被辱事，本不鮮見，但太宗在大庭廣眾之下，行春宮秘戲之事，說他是無恥之尤，似不為過罷！

三、志大才疏，昧不知兵

宋太祖在時，除了契丹及其卵翼下的北漢外，已基本統一了中國，結束了五代十國的混亂局面。所以太宗在滅北漢后，便想收復被石敬瑭獻給契丹的燕云十六州。但兩次北伐，均在他親自指揮下大敗。

第一次是剛滅北漢(979)，未及休整，便倉促進軍。初勝幾州后，久攻幽州不下，陷入敵人包圍，大敗于高粱河，僅以身免。第二次是七年后，又兵分兩路，不僅未總結前次失敗教訓，反加上個“將從中御”。所以又是東路曹彬，初勝幾州，但屯兵堅城幽州之下，糧草不濟，無奈退兵，在歧溝關遇伏大敗。西線潘美、楊業，也是寰州得而復失，楊業被俘，絕食而死。兵力共損失了30萬人，輜重無算，把周世宗、宋太祖兩代人積蓄的精銳喪失殆盡，打破了宋遼(契丹)均勢，從此終宋之世，不敢言兵。毛澤東在研究兩次戰役后批云：“此人(指宋太宗)不知兵，非契丹對手”，“爾后屢敗，契丹均以誘敵深入，聚而殲之的辦法，宋人終不省。”就是說他昏昧又不善總結，屢犯同樣錯誤。《宋史》在太宗本紀贊云：“帝沉謀英斷，慨然有削平天下之志。”毛澤東批道：“但無能。”錢穆則說是“才弱”，即是志大才疏。

四、續立家法，啟宋代積貧積弱之源

宋代所謂“家法”，主要是養兵、養官和將從中御。就是募集流民、災民當兵，免他們造反;廣開科舉和蔭補，使官員、貴族子弟甚至門客，都可以幾代吃皇糧;將帥無作戰自主權，一切計劃由中央定。除了養兵外，后二者均始自太宗。養兵是因為建都開封，為四戰之地，無險可守，但太祖晚年曾想遷都洛陽以省兵，遭太宗(當時是晉王)反對而作罷，太祖說：“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殫矣。”可以說，三項弊政，始作俑者都是太宗。其結果是冗兵、冗官，兵多而無戰斗力，使宋代之積弱，為歷代之最。-

在全面了解上面情況后，回過頭來剖析《宋太宗當街殺人》一文，便可以舉一反三。

首先，太宗當街殺人，顯然是個圈套。自己殺了人，明知開封府拿不到兇手，卻又假裝糊涂，嚴令追查，逼其造成錯案，反過來再治其罪，所謂“陷人以過”也。當時的開封府尹(首都市長)正是太宗的胞弟秦王廷美。而太宗就是由知開封府而弒兄篡位的，最怕乃弟效法。所以在逼死兩個侄子之后，便對之下手。

除了讓趙普羅致罪名外，他不惜親自上陣。其一是制造輿論，說廷美不是他親弟弟。史官王禹偁懷疑這一說法：“秦王，上弟，宣祖第三子，名廷美，亦杜太后所生。今本傳言王是太宗乳母王氏所生，非也。其有旨哉。”王因此被貶黃州。其二便是當街殺人，給開封府尹加上一條錯判錯殺的罪過，最后由趙普湊成幾大罪狀，將廷美貶死涪陵。這顯然是一大冤案，使趙普內疚終身，他晚年久病不愈，以重金求神。神說是冤累(冤魂作祟)，趙普馬上便反應說：“必秦王廷美也。”可見是其第一大虧心事。其實這正像秦檜殺岳飛一樣，真正的主謀是太宗。

其次，關于太宗給姚坦撐腰，教育益王。事實上，他片面地懲罰乳母，卻未訓斥益王，是起不到作用的。史載，益王在府中花了數百萬做成假山與僚賓飲宴，姚坦只能俯首不看而已。太宗死前兩年，立壽王元侃(即后來的宋真宗)為太子，因其在開封府尹任上有政聲，受到朝野擁護。這卻引起太宗的不悅，對宰相寇準說：“人心邃屬太子，欲置我于何地？”故毛澤東批曰“趙光義小人之言”，可謂洞見其肺腑。

最后，關于擴大開科取士。的確，太宗即位第二年即在三種科目中錄取了500多人，當時京官才300多人，所以群奏取人太多，用人太驟。他在位20多年中，使官員達9000人，冗吏19萬人，大大加重了財政負擔，降低了功效。其數目幾倍于唐，而自唐以來的武科，卻一直未開。勁敵(契丹)當前，卻不培養人才，“不知兵”，還要“將從中御”，以至爾后屢敗。實際上這不過就是前面說的“家法”的具體實施，啟有宋一代積弱之源。

陳寅恪先生稱“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于趙宋之世。”但在太宗一代，卻未發現一個大文學家、大詩人、詞人。李煜可算是婉約詞宗，也被他害死了。送毒酒的恰是秦王廷美。這是否又是一個陰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