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大胡同是北京歷史上最有名的煙花巷，然而，就在這金粉繁華之地，溫柔富貴之鄉，當時卻發生了震驚全國的兩大狎妓事件，更讓人驚奇的是，這兩大狎妓事件還嚴重影響著中國近代歷史的走向。這就不能不令人嘆為觀止了。其實，這兩大狎妓事件一是蔡鍔的八大胡同的狎妓事件，另一卻是陳獨秀的八大胡同的狎妓事件。

先說說蔡鍔的八大胡同的狎妓事件。

蔡鍔，字松坡。他是我國近代史上叱咤風云、功勛卓著的杰出人物。在二十世紀初期，他干了兩件了不起的大事，：一是1911年10月底組織領導了昆明“重九起義”;二是1915年12月底發動和領導了討袁護國戰爭，結果致使袁世凱下臺。而這次討袁護國戰爭就與他的八大胡同狎妓事件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其實，說起來，蔡鍔八大胡同的狎妓事件后來發展演化成為了這位討袁護國的共和名將與青樓名妓小鳳仙的一段情。開始之時，蔡鍔為了麻痹袁世凱，就到了八大胡同狎妓。也就在此時，他遇到了小鳳仙。但人人都有自身弱點，飲食男女在所難免，何況民國初年政府大員納妾嫖妓也是尋常事。蔡鍔當時三十三歲，小鳳仙只有十七1歲，兩情相悅，英雄美人悱惻纏綿成了千古美談。從蔡鍔贈小鳳仙兩聯中可看出倆人的一番真情：“不信美人終薄命;由來俠女出風塵。其地之鳳毛麟角;其人如仙露名珠。”

1915年歲末，蔡鍔和小鳳仙游玩并趁機逃離北京，回到云南，通電討袁。次年1月，蔡鍔率軍出征，稱帝僅八十三天的袁世凱在內憂外患中死去。同年11月8日，患喉結核的蔡鍔在日本福岡大學醫院病逝，年僅三十四歲。小鳳仙得知此訊，痛不欲生，親自書寫挽聯：“誰識周郎竟短命，早知李靖是英雄。”在北京中央公園公祭蔡鍔時，小鳳仙身披黑紗，又送挽聯。上聯是：“九萬里南天鵬翼，直上扶搖，憐他憂串余生，萍水相逢成一夢;”下聯是“十八載北地胭脂，自悲淪落，贏得英雄知己，桃花顏色亦千秋。”

小鳳仙，這位曾是名動公卿的青樓名妓，正是因為她曾幫助共和名將蔡鍔將軍逃離袁世凱的囚禁，更因為與蔡鍔的那段至死不渝的愛情而被人傳頌，上世紀八十年代，這段愛情被拍成名叫《知音》的電影。

再說說陳獨秀的八大胡同的狎妓事件。

如果說蔡鍔的八大胡同的狎妓事件是千古佳話的話，那么陳獨秀的八大胡同的狎妓事件就無疑是一時的丑聞了。陳獨秀的八大胡同的狎妓事件的東窗事發，是在蔡元培召開“三·二六會議”上。

據有關史料記載，1919年3月26日晚上，在北京醫專校長湯爾和家中，北大校長蔡元培和另兩位北大教員沈尹默和馬敘倫開了一次不大不小的會議。會議的主題是討論北大文科學長陳獨秀的去留。臨時召開這次會議的緣由，是北京的報紙剛剛刊登了陳獨秀在八大胡同“因爭風抓傷某妓女下部”的新聞。這次會議討論的側重點究竟是陳獨秀的去留，還是以何種方式讓陳獨秀離開，因資料的匱乏已不得而知。胡適曾希望與會的湯爾和能做一些有價值的回憶，但湯的回憶卻相當簡略，甚至連日期都記錯了。

不過很顯然，在陳獨秀的去留問題上，會議最終還是達成了共識。很可能這次會議還敲定了讓陳獨秀離開北大的具體方式。4月8日，蔡元培召集文理科教授會議，通過文理科教務處組織法。文理科統由教授會領導，教授會主任由文理科主要教授輪流擔任，魯迅的老鄉馬寅初被推為第一任主任。也就是說，蔡元培以“教務長代替學長”，廢除了北大學長制。陳獨秀的文科學長職務由此自然取消，繼任教授、由校方給假一年。這次體制變更本來早有計劃，定于改年暑假過后實行，此刻突然提前，很顯然，蔡元培用心良苦，是為了給陳獨秀一個體面離開北大的臺階。

三天之后，陳獨秀在路上遇到湯爾和，據湯爾和的描述，陳獨秀“面色灰敗，自北而南，以怒目視”。而十六年后，當年與陳獨秀一同為新文化運動扛旗的胡適，與當年“三·二六會議”的當事人之一湯爾和，就陳獨秀被迫離開北大一事在書信中展開爭論。胡適指責湯爾和：驅逐陳獨秀導致“國中思想左傾，《新青年》分化”。

1935年12月28日，胡適在致湯爾和信中說：“三月二十六日夜之會上，蔡先生不愿于那時去獨秀，先生力言其私德太壞，彼時蔡先生還是進德會的提倡者，故頗為尊議所動。我當時所詫怪者，當時小報所記，道路所傳，都是無稽之談，而學界領袖乃視為事實，視為鐵證，豈不可怪？嫖妓是獨秀與浮筠都干的事，而‘挖傷某妓之下體’是誰見來？及今思之，豈值一噱？當時外人借私行為攻擊獨秀，明明是攻擊北大的新思潮的幾個領袖的一種手段，而先生們亦不能把私行為與公行為分開，適墮奸人術中了。

在胡適看來，導致陳獨秀離開北大的嫖妓事件，其實質乃是當時新、舊思潮之間的彼此攻訐的一部分。并疑心湯爾和被人利用：“當時我頗疑心尹默等幾個反復小人造成一個攻擊獨秀的局面，而先生不察，就做了他們的‘發言人’了”。胡適如此理解也不無道理，1919年的整個3月，北大校長蔡元培都一直忙于和林紓等“舊派”文化人論戰“北大是不是在搞廢除孔孟全盤西化”。蔡元培與林紓的論戰，不過是當時“新”、“舊”文化人沖突的一個縮影而已。尤其是蔡元培組織的進德會，本有戒條不可嫖娼、不可娶妾，這些戒條也納入到了蔡林論戰當中，很有沸沸揚揚之感。而陳獨秀恰又為進德會會員。

蔡元培本人大約是不想驅逐陳獨秀的。對于這一點，胡適顯然是了解的，所以才一再談及湯爾和的態度對驅逐陳獨秀起到了極重要的作用，認為是湯爾和利用了他在教育界的個人威望，給蔡元培施加了壓力，影響了最終的決定陳獨秀出任北大文科學長，本就出自湯爾和的極力推薦。

1936年1月2日，胡適致湯爾和信中，又說：“我并不主張大學教授不妨嫖妓，我也不主張政治領袖不妨嫖妓，一我覺得一切在社會上有領袖地位的人都是西洋所謂‘公人’，都應該注意他們自己的行為，因為他們自己的私行為也許可以發生公眾的影響。但我也不贊成任何人利用某人的私行為來做攻擊他的武器。當日尹默諸人，正犯此病。以近年的事實證之，當日攻擊獨秀之人，后來都變成了‘老摩登’，這也是時代的影響，所謂歷史的‘幽默’是也”。胡適自信若陳獨秀不離開北大，在北大的自由主義風氣的影響下，當不至于迅速左傾，終于創建了一個新的政黨，新文化運動也不至于脫韁而演變為“五四運動”，此后的歷史也許會大不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