賣完新疆、西藏，“費如不足，則滿洲、蒙古緣邊之地亦皆可賣”

1894年末，譚嗣同給其師歐陽中鵠寫信，痛心于清日戰爭中清軍之慘敗，談及改革路徑，具體到改革經費的籌措時，譚氏說：

“試為今之時勢籌之，已割之地不必論矣。益當盡賣新疆于俄羅斯，盡賣西藏于英吉利，以償清二萬萬之欠款。以二境方數萬里之大，我之力終不能守，徒為我之累贅，而賣之則不止值二萬萬，仍可多取值為變法之用，兼請英俄保護中國十年。(凡所謂保護，只求其出一保護之空言，且須有十年之限制。若派兵如舟山如天津卻斷不可。即十年內與別國有事，亦不可真令其幫助。則凡言聯絡者亦皆應如此)。一言保護，即無處不當保護;不可如現在浙江之舟山歸英保護，天津之鐵路歸德保護，毫無益而徒資笑也。又請二國居間，廢去遍地通商之約，即更加兵費亦無不可。費如不足，則滿洲、蒙古緣邊之地亦皆可賣，統計所賣之地之值，當近十萬萬。蓋新疆一省之地已不下二萬萬方里，以至賤之價，每方里亦當賣銀五兩，是新疆已應得十萬萬，而吾情愿少得價者，以為十年保護之資也。且價亦不必皆要現錢，凡鐵甲船、鐵路之鋼條、木板、精槍、快炮及應用之一切機器，均可作抵。于是廣興學校，無一鄉一村不有學校;大開議院，有一官一邑即有議院。”(《譚嗣同書簡》)…[詳細]

蒙古、新疆、西藏、青海“毫無利于中國”，不如賣掉“供變法之用”

次年8月，譚氏在與好友貝元征討論改革事宜，涉及經費籌措時，再次提議將西藏、新疆、蒙古等地賣給列強。逾半年之久而仍持舊論，可知譚氏此論，非是心血來潮。譚氏說：

譚嗣同。康有為賣疆土搞變法的念頭，或受譚嗣同影響。

“若無內國債可舉，而擇禍莫如輕，莫如俗諺‘與其欠錢，不如賣田’。……今夫內外蒙古、新疆、西藏、青海，大而寒瘠，毫無利于中國，反歲費數百萬金戍守之。地接英俄，久為二國垂涎。一旦來爭，度我之力，終不能守，不如及今分賣于二國，猶可結其歡心而坐獲厚利。二國不煩兵力，驟獲大土，亦必樂從。計內外蒙古、新疆、西藏、青海不下二千萬方里，每方里得價五十兩，已不下十萬萬。除償賠款外，所余尚多，可供變法之用矣。而英俄之出此款，亦自不易。吾則情愿少取值，浼二國居間脅日本廢去遍地通商之約;即再加賠費，亦無不可，而仍愿少取值，請歸二國保護十年。二國第毀約與保護，即少出值，尤必樂從。夫保護之說，本不可恃，而此所謂保護，止求其出一保護之空言，且須有十年之限制，吾暫假以為虎皮嚇他國，使不吾擾耳。似今浙江之舟山、天津之鐵路，竟由英德派兵保護，則斷斷不可。即十年內與他國有事，亦不可真令其助。然得宇內二大國之一言，亦斷不至與他國有事。且英俄互相猜忌，倚中國為障隔，中國轉因而居重。新疆西藏壤地密鄰，二國又將彼此相謀，自固其圉，更無暇犯中國。即令欲犯中國，而經營內外蒙古、新疆、西藏、青海大而寒瘠之區，如農務、礦務、商務、鐵路之屬，必十年之后始少有條理，是尤為緩兵之策。吾得此十年閑暇，固足以自強矣。”(《譚嗣同集？報貝元征》)…[詳細]

康有為亦欲把西藏賣給英國，“可得善價供新政用”

孫家鼐詢問如何籌措變法經費，康氏回應：把西藏賣掉

與譚嗣同相類似，康有為在戊戌年前后，也有將西藏、新疆等地賣給列強的想法。據翰林院編修夏孫桐在《書孫文正公事》中記載，朝廷重臣孫家鼐曾質問康有為的新政構想“萬端并起”，經費將如何籌措;康有為的回答是：把西藏賣給英國，“可得善價供新政用”。原文如下：

“戊戌德宗銳意變法，而翁文恭罷，無任事之人，悉由康有為等陰為主持，新進競起，中外小臣上書言事日數十，上視廷臣無可語，悉下會議。公(孫家鼐)面折有為曰：‘如君策，萬端并起，無一不需經費，國家時力只有此數，何以應之？’有為曰：‘無慮，英吉利垂涎西藏而不能遽得，朝廷果肯棄此荒遠地，可得善價供新政用，不難也。’公見其言誕妄，知無能為，而眾議日益揉雜，遂上疏言變法當籌全局，咸同間馮桂芬著《校邠廬抗議》言有次第，請以其書發部院卿寺。”

夏孫桐所言，應屬可信。因康氏在其自編年譜《我史》中也表達了類似的意見。康氏自述其新政規模：“今統籌大局，非大籌五六萬萬之款，以二萬萬筑全國鐵路，限三年成之，練兵百萬，購鐵艦百艘，遍立各省各府縣各等各種學堂，沿海分立船塢，武備水師學堂，開銀行，行紙幣，如此全力并舉，庶幾或可補救。”如此龐大的新政規模，其所需之“五六萬萬”之巨款從何而來？康氏的方案是：“以全國礦作抵，英美必樂任之，其有不能，則鬻邊外無用之地，務在籌得此巨款，以立全局”——先把全國的礦產都抵押出去，如還不夠，就把“邊外無用之地”賣掉。…

康氏還試圖通過進呈《日本變政考》，向光緒灌輸賣疆土搞變法的理念

康氏不但有賣邊疆之地如西藏來搞變法的打算，而且還曾付諸實踐，致力于將這一想法灌輸給光緒皇帝。

康有為。康氏為掩飾自己戊戌年反對革新的真相，篡改了很多史料，如《日本變政記》的進呈本與刊行本即大不相同。

在其《上清帝第六書》中，康氏回答“改變之始，需款甚繁”這一問題時，提供了兩種解決方案。一是濫發紙幣：“日人以紙幣行之，真銀僅二千萬，而用值二億五萬(千)萬，蓋得管子輕重之法焉。吾若大變法度，上下相親，亦可行之”;二是以鐵路、礦產為抵押大借外債：“否則大借洋款數萬萬，派熟習美國之人，與借商款，酌以鐵路、礦產業與之，當可必得”——這兩種方案，前者反映了康氏對近代金融知識如準備金制度等毫無了解，純屬皮毛之論，倘如其所言，濫發紙幣，必將招致嚴重的經濟危機;后者則是康氏受了容閎的欺騙，容氏聲稱其與美國政、商兩界有密切關系，能籌到巨款，但直到變法結束，容氏亦未籌得分文。《上清帝第六書》中雖未提到用出賣疆土的方式來籌錢，但康氏在該上書中特意向皇帝推薦了自己的兩本變法著作《日本變政考》和《大彼得變政記》，且希望皇帝能夠仔細閱讀這兩本書。而在《日本變政考》中，康氏則明確表達了其賣邊疆之地以為新政籌款的意見：

“(明治八年十二月)十一日，(日本)頒千島、樺太交換條約，割樺太及其地營房于俄，以千島為邊邑。臣有為謹案，樺太之割，乃賣地也。其地遠而邊俄，日人度不能自保，故賣與俄，得其金錢以為興內利之計。俄前數年亦賣此美洲數千里之地于美國，以其所賣地之金錢數萬萬筑鐵路、興學校、購鐵艦、增海軍。蓋西人之于國，其內地要隘必宜爭必宜守者，雖尺壤而必爭，如英、日(日斯巴尼亞，即西班牙)之爭直布羅陀峽，雖費重兵，糜巨餉，幾亡國而分毫不相讓。蓋如我之膠州、旅順大連灣、威海之地，險要者也。其邊遠之荒地不毛，以虛名懸屬、不關國本者，則去留不足計，且以易金錢而興內利。且亦恐既名為屬地，一有邊事，不救則不可，救之道遠莫及，則連兵之后，終必割以與人，故不如早易金錢而修內政，大政可以備舉，又不必搜刮民財，此誠善之善也。”…[詳細]

康、譚此論，乃“無知者無畏”之典型

且不論賣疆土搞變法對不對，康、譚其實根本不懂如何賣疆土

康、譚賣疆土搞變法的想法，究竟是否正確，或者說，究竟是否能夠被今人所同情與理解，自當仁者見仁、智者見智——譬如即有學者如此為譚嗣同辯護：“割地給英、俄，以求得其幫助的想法，并非譚嗣同所獨有，張之洞當時亦有此建議，他在致總署的電報中，提議‘威、旅乃北洋門戶，臺灣乃南洋咽喉。今朝廷既肯割此兩處與倭，何不即以此與倭者轉而賂英、俄乎？所失不及其半，即可轉敗為勝。惟有懇請飭總署及出使大臣與俄國商定密約，如有助我攻倭，脅倭盡廢全約，即酌量劃分新疆之地或南路回疆數城或北路數城以酬之……若英肯助我，酌量割分西域之后藏一帶地讓與若干’。”張之洞這一建議，見載于《光緒朝東華錄》，確非虛言。然張之洞此論，與康、譚之賣疆土搞變法，尚有較大區別，張氏并不認為新疆、西藏對中國沒有價值，其所欲割讓，亦止“數城”，其所欲收獲，則系“助我攻倭，脅倭盡廢全約”，如此，即不必向日本割讓威、旅、臺灣，“所失不及其半”，且可對日轉敗為勝。個中邏輯，與康、譚實在大有不同。

更嚴重的問題在于：康、譚其實根本不懂國家間買賣疆土是怎么回事。在《日本變政考》里，康氏舉了庫頁島(日人稱樺太島)劃俄和阿拉斯加售美兩個例子，來證明其賣疆土搞變法的理念是正確的。但實際上，日俄《樺太千島交換條約》并非如康氏所言，是日本政府在“賣地”，而是日俄兩國的一次邊界勘定。按1855年《日俄和親通好條約》規定：“今后日本國和俄羅斯國的疆界應在擇捉島和得撫島之間。擇捉全島屬于日本，得撫全島及其以北的千島群島屬于俄羅斯。至于樺太島，日本國和俄羅斯國之間不分界，維持以往之慣例。”此后，日、俄兩國在未分界的“樺太島”上鬧出許多糾紛，這才有了1875年的《樺太千島交換條約》，新條約規定：日方把對樺太全島的權利讓給俄方，俄方則把千島群島18島讓給日本。此事性質乃是勘界，絕非康氏所謂的“日人度不能自保，故賣與俄，得其金錢以為興內利之計”。至于出售阿拉斯加，其原因至為復雜，關系到沙俄整個殖民戰略方向的轉移，其目的并不是為了賣錢來搞內政。其所得，亦非如康氏所說，賣了“金錢數萬萬”(僅賣了720萬美元)，更沒有拿來“筑鐵路、興學校、購鐵艦、增海軍”。康氏在進呈給光緒的著作里，如此扭曲史實，或是其本就一知半解，或是刻意曲解以引誘光緒贊同賣疆土搞變法——考慮到康氏畢生為學，如梁啟超所言，常好博求異，為證成己論，不惜抹煞事實，曲解證據，恐后者之可能性更大。

再如譚氏宣稱，將新疆賣給俄國、西藏賣給英國，“二國不煩兵力，驟獲大土，亦必樂從”，以賣價低廉為誘餌，再請兩國“保護中國十年”，“尤必樂從”。縱觀近代歷次中英條約，其貿易需求遠大于領土需求，譚氏認為可以毫無阻力地與列強完成疆土交易，恐怕是過于樂觀和自信了;至于請英、俄“保護中國十年”，又不讓其武力真正控制中國，英、俄是否答應，尚是未知之數;即便答應，保護國派遣武裝力量進入被保護國，即屬名正言順，譚氏是否有策略保證不讓英、俄武力真正控制中國？再者，國人數千年習慣了宗主國的心理優勢，驟然使其降格為被保護國國民，國人能否答應，實在也很成問題。

究其原因，或許與譚氏濃厚的排滿立場，及康氏天馬行空無知無畏的性格有關

譚嗣同之欲賣蒙、藏、疆、滿，或與其反滿思想有關。譚氏師從歐陽中鵠，歐陽中鵠之孫歐陽予倩搜集家藏譚氏書信，于1940年代編成《譚嗣同書簡》一書。在該書序言中，歐陽予倩披露：“在他(譚嗣同)的著作中，他對清政府不滿的議論頗不顯明，他給我祖父的信里卻公然說滿人視中國為儻來之物，無所愛惜。可見他骨子里的主張跟保皇的主張不同。他對于利用光緒行新政，不過認為是一時的手段。還有一事為證，就是他曾經秘密把《大義覺迷錄》、《鐵函心史》一類的書介紹給我父親讀。”《大義覺迷錄》、《鐵函心史》二書，乃反清復明人士必備“理論書籍”，譚嗣同之反清立場，至為明顯。事實上，戊戌之前，譚氏在湖南組織南學會，還曾被康黨內定為“湖南自立”后新政權的“伯里璽天德”(即President，總統之意)。其近似“反清復明”的政治立場，或許是其認為蒙、藏、疆、滿可賣的一個重要緣故。

至于康氏，其欲賣疆土搞變法，且勇于付諸實施，則不能不讓人聯想到他在戊戌年的另一驚世駭俗的計劃：中日合邦。康氏在其自編年譜《我史》中說：戊戌年四月，“時與日本使矢野文雄約兩國合邦大會議，定稿極詳，請矢野君行知總署答允，然后可以大會于各省。而俄人知之，矢野君未敢。”康氏還替御史宋伯魯起草奏折，勸光緒帝速速就“合邦”問題展開行動，奏折說：“昨聞英國教士李提摩太來京，往見工部主事康有為，道其來意，并出示分割圖。渠之來也，擬聯合中國、日本、美國及英國為合邦，共選通達時務、曉暢各國掌故者百人，專理四國兵政稅則及一切外交等事，別練兵若干營，以資御侮。……今擬請皇上速簡通達外務、名震地球之重臣，

如大學士李鴻章者，往見該教士李提摩太及日相伊藤博文，與之商酌辦法，以工部主事康有為為參贊，必能轉禍為福，以保乂我宗社。”換言之，所謂“合邦”就是：1、“四國”合為“一邦”;2、四國既有政府作廢，另起爐灶，自四國中選出百人，組成新“邦”的新政府;3、新政府擁有管理“四國兵政稅則及一切外交”的大權。以此等視天下事太易、常一知半解又無知者無畏、無事不敢做的性格，倡議出賣疆土來搞變法，實在不足為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