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兩代的中后期，人們對金錢的欲望，沒有良性意識形態(tài)引導(dǎo)。于是，社會行為失范，造假之風(fēng)盛行;這降低了人與人的信任度，帶來社會的信任危機。結(jié)果，人情淡漠，道德滑坡，欺詐成為社會的痼疾。明清時期，我國由傳統(tǒng)的農(nóng)業(yè)經(jīng)濟轉(zhuǎn)向近代商品經(jīng)濟的萌發(fā)階段，商品意識日漸增強，社會風(fēng)氣日趨浮躁，造假欺詐層出不窮，幾乎達到了巔峰狀態(tài)。

當時，經(jīng)濟比較發(fā)達的江南名城錢塘(今杭州)，明中葉人田汝成在《西湖游覽志余》中描述了其弄虛作假之風(fēng)說：“杭州風(fēng)，一把蔥，花簇簇，里頭空”。一些奸商，“又其俗喜作偽，以邀利目前，不顧身后，如酒攙灰，雞塞沙，鵝羊吹氣，魚肉貫水，織作刷油粉。”他們?yōu)榱四怖谷缓翢o誠信可言。與杭州并稱“人間天堂”的蘇州，不僅杭州的那些市井伎倆，種種皆有，而且，造假造得更加花哨。時人葉權(quán)在《賢博編》說：

“今時市中貨物奸偽，兩京為甚，此外無過蘇州。賣花人挑花一擔，燦然可愛，無一枝真者;楊梅用大棕刷彈墨染紫黑色;老母雞毛插長尾，假敦雞賣之。滸墅貨席者，術(shù)尤巧。大抵都會往來多客商可欺。”鮮艷燦爛的假花、染成熟紫色的楊梅，還有喬裝打扮的長毛假野雞等等，騙你沒商量。賣酒摻水是當時通行的伎倆。學(xué)者吳履震在《五葺志逸》中寫道：“云間有嘲淡酒者，作《行香子》詞云……這一瓶約重三斤。君還不信，把秤來秤，有一斤酒，一斤水，一斤瓶。”這樣的酒，在市面上照樣行銷，大家不是不知道，只是“將假就假”罷了。市面上還有許多騙術(shù)，諸如以黃泥摻紅顏料搓成丸子冒充老鼠藥，賣假藥欺騙病人等等，比比皆是。

明朝的古董造假歪風(fēng)甚熾。明人沈德符對當時的“假古董”是這樣描述的：“骨董自來多贗，而吳中尤甚，文士皆借以糊口。近日前輩，修潔莫如張伯起，然亦不免向此中生活。至王伯榖，則全以此作計然策矣。”“百無一用是書生”，有些文人也打造“古董”混生活。王伯榖造假古董，不料自己以巨資購買的閻立本《醉道士圖》竟也是偽作。明末名家陳繼儒所秘藏的顏真卿《朱巨川告身》，也是后人臨摹的贗品。為了滿足發(fā)財夢，更有人鋌而走險造假幣。明正德年間，姜南在《抱璞簡記》中說：“今世之造假銀者，或以鐵，或以銅，或以鉛、錫為質(zhì)，外裹以銀皮，不復(fù)辨其偽也。”此外，還有制作假金子、假會票，以及私自鑄造銅錢的。不過，明朝政府打擊制造假幣的手腕是非常強硬的，凡制造假幣者，不論數(shù)額多少，一律斬首。明末社會騙術(shù)千奇百怪，張應(yīng)俞的世情小說《杜騙新書》里講述了84則騙術(shù)案例，譬如美人計、掉包計、苦肉計、連環(huán)計、提罐、扎火囤、放白鴿等。可謂是對民間騙術(shù)的一個概括。

清朝的欺詐手段較之明朝，有過之無不及。乾隆十二年(1747年)，紀曉嵐在京城一家小客店中買了支蠟燭，居然點不著，原來蠟燭是泥巴做的，僅是外面敷了一層羊脂而已。紀曉嵐在京城還買了16塊號稱為明代制墨師傅羅小華制的墨，裝在一個舊盒子里面，很像那么回事，回去一用，竟然是泥巴做的，只是表面染成黑色。事后紀曉嵐自嘲道，受騙的人要么是貪便宜，要么是圖方便，受騙有原因。同時代的錢文敏則說，凡是便宜事，其中必有問題，怎么會有便宜的好事落到我們頭上來呢？

其實，清代還有更厲害的造假。晚清《點石頭齋畫報》中屢有揭露假官的文字，譬如：“吳江縣屬同里鎮(zhèn)，有楊姓等五人皆著名土棍也。初只冒充巡丁……后竟狡獪愈甚，每于黃昏后，楊扮作汛地官模樣，以一差提燈前導(dǎo)，手執(zhí)小竹板，后隨二人……周行街市，名為巡查。……鄉(xiāng)愚無知，任其搜刮一空而去，如是者數(shù)夜。”這是典型的地方惡棍假扮小吏壓榨百姓的事例。但與假官相比，那就是小巫見大巫了。張祖翼的《清代野記》中記載：“插天飛者，名亦不傳，亦方族也……學(xué)問賅洽，熟諳宮廷掌故。有黨徒數(shù)十人，周流各省，專伺察地方大吏以取財。”

這個“插天飛”就是乾隆、嘉慶年間，常常假裝朝廷親王大臣，專門敲詐封疆大吏的人物。上述這些造假案例，都不算奇。更有讓人想不到的是租界造假。《汪穰卿筆記》記載：“戊戌、辛丑間，天津忽有假租界一事。”“源豐潤司事皖人詹丙生及蘇人彭氏之婿錢某，并浙人錢丙渭，于毗連租界之地名西開者，造房六七百間，中并設(shè)巡捕房，有犯事者輒由公堂刻罪。”這個“官商鉤串為之，大府竟為所蒙蔽”的“租界”，不僅有獨立地盤，還有“派出所”，有“司法權(quán)”！究其原因是“在華人以為系租界，莫敢過問;在西人又以為華人之地，莫之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