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歷史學家對明朝早有定論，認為明朝(1368年-1644年)由明太祖朱元璋建立，歷經十二世、十六位皇帝、十七朝，國祚276年，是中國歷史上比較強大而又比較有成效的封建王朝。有評論說，“明朝是中國繼周朝、漢朝和唐朝之后的盛世(黃金時代)，史稱‘治隆唐宋’、‘遠邁漢唐’。大明，無漢唐之和親，無兩宋之歲幣，天子御國門，君主死社稷。當為后世子孫所敬仰。”并非虛言妄言。

但明朝在許多人的印象中，是一個推翻暴元統治，卻皇帝無能、政治黑暗、官員腐敗，最后在內憂(農民起義)外患(后金入侵)之下滅亡的封建帝國。尤其是對于明朝的皇帝，幾乎沒有一個名聲好的：殺人如麻的洪武、滅人十族的永樂、蟋蟀皇帝宣德、兵敗被俘的正統、熱衷仙術的嘉靖、二十七年不上朝的萬歷、木匠皇帝天啟、亡國之君崇禎等等，似乎他們每一個都可作為帝王治國執政的反面教材。

按說，明朝作為中國封建歷史上最后一個漢人統治的王朝，也是中國歷史上唯一一個南方統一北方而達到統一全國的帝國，是有其特殊功績特殊地位的。假如以事實說話，明朝創造了許多中國歷史上的正面第一：明初天下大治，洪武之治、永樂盛世、仁宣之治、弘治中興、萬歷中興等，一個接一個，一派盛世景象;明朝疆域最大時東、南至海，北抵西拉木倫河、陰山，西包西藏、云南，東北達外興安嶺，西北及哈密，包括內地兩京十三省、南海諸島，并曾在東南亞舊港等地設有羈縻管理機構，影響力波及整個亞洲和非洲東岸，1662年鄭成功打敗荷蘭殖民者收復臺灣島，使得中國勢力范圍達到頂峰時期;明朝經濟文化在中國歷史上屬于發達階段，后世計當時朝廷稅收，明朝的經濟規模世界第一;文化科技一派欣欣向榮，東方的莎士比亞湯顯祖在此，《三言兩拍》也出現在此，長篇小說中的四大奇書《三國演義》、《水滸傳》、《西游記》和《金瓶梅》，堪稱一代巨著;鄭和下西洋、萬歷援朝戰爭、明長城修建等舉世矚目……

在這許多令人稱頌的業績面前，為何人們仍舊把明朝皇帝看得是一名不文呢？其中原委錯綜復雜，既有內在因素，也有外在原因，更有誤解與偏見。筆者斗膽提出些自己的未必正確準確的看法：

其一，正確看待明朝皇帝的所作所為，堅持歷史的辯證的觀點分析。

以現代人的哲學思維，對許多事情都能辯證地看待，這無疑是一種進步，更是一種原則。對于帝王這個特殊的職業，要放在大環境、歷史性、辯證地看待。譬如，昏君楊廣尚聞其滅陳之功，宋徽宗趙佶也被承認其在書畫界園林建筑界的地位;明君如漢武帝劉徹受累于晚年的巫蠱事件，唐太宗李世民的弒兄逼父也為許多人所不齒，但他們確實治國頗有功績等。一般說，瑕不掩瑜，尚見其瑕，是明智的;瑕若掩瑜，不見其瑜，就片面了。顯然，民間對明朝的帝王缺乏全面的認識，導致不見其瑜，以至名聲不好，是出現對明朝帝王評價不準的重要原因之一。

其二，理智分析明朝歷史的評價點評，堅持公正的全面的態度對待。

歷史本應實事求是記載人物事件，但史官立場與環境氛圍不可能不影響對記載史料的公正度問題。我們知道，清朝為了維護滿族的統治，實行了一系列的政策來禁錮國民的思想，還和中國的流傳了數千年儒家文化中的糟粕相結合，形成了一種特殊了國人品格----奴性！上至王公大臣，下至平頭百姓，都是以奴才自稱，魯迅先生筆下的“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國人形象就是在這個時期形成的。當他們心中有所不滿時，只會怨天怨地，“免冠徒跣，以頭搶地耳”，一般不會報怨制度，報怨政府，報怨帝王，更不用說去反抗。故許多史官在記載明朝史料時，不惟實只唯上，朝廷需要什么就寫什么，無法準確反映歷史真相。

加上清朝在大量刪改銷毀前朝政治經濟文學成就、奴化國人思想的同時，還大興文字獄，加大君主專制力度，造就了清朝治統與道統的高度統一，大臣就沒有與帝王進行政治斗爭的資本，再加之自己思想上本就認為自己就是封建帝王的奴才，所以不會也不敢去干涉皇權。處于這樣一種環境，那里還有人敢于公正評價前朝帝王或事件？而后人則往往被這些支離破碎的歷史記載所誤導誤解。

其三，科學探討明朝人物的言行舉止，堅持求真的務實的原則把握。

有人說;從“胡惟庸案”發生以后，朱元璋就廢除了在中國實行了幾千年的丞相制，挑選一些人組成智囊團----所謂的內閣，幫助自己處理政務。但永樂以后，由于一些原因，內閣成員的實際地位大大擔高，內閣的實際權力變大。有人的地方就有矛盾，內閣成員間也不例外，于是以各自為首的政治團體相互攻擊！此時皇帝雖置身事外，但又注定不能隔岸觀火，他必需做出選擇，而政治是沒有黑白的，只有血紅！只能根據自身的帝王之術和政治集團的利益分配做出決定，也必然會損害部分官員、人民的利益。以上似乎和其它王朝沒有區別，但區別在于明朝的內閣制導致了這種政治失敗不是徹徹底底的失敗，接受他們政治思想的官員進入內閣之后拔亂反正，底層官員和人民大眾處于朝三暮四的政治風中，于是，昏君就產生了……這也是明朝奸臣特多的原因。

雖然這種評價有些過于武斷，卻并非沒有道理。明朝從鼎盛走向沒落直至滅亡，就是因為中后期的帝王在治國理念、統治手段、管理方式、用人政策、對外關系等方面遠落后于時代發展需要所致。

在筆者看來，明朝所實行的制度也有些問題，它導致了治統與道統的高度分化。所謂治統即指控制社會的實際政治權力的傳承;所謂道統即管理社會、指導社會中各種關系的思想和理論。當時的帝王掌握治統，而臣子掌握道統。言官們因向皇帝進諫而受到懲罰，如被罰俸、梃仗(打板子)、收監、流放等，那是無尚光榮的事，民間輿論都站在他們這邊，帝王是被同情;換句話說，皇帝是不能也不敢隨便冤殺大臣的，而內閣大臣也仗著自己掌握道統，制約皇權，甚至還敢君命有所不受，最典型的是嘉靖年間的“大禮”之爭，嘉靖帝卻無可奈何。于是乎，必然出現一種副作用，皇帝的權力得不到有效發揮，政府的權威得不到有效保障。當能為而無法為成為主流，就不可避免地產生嚴重弊端，影響政令暢通落實。

其四，認真感悟明朝文化的傳播影響，堅持整體的全局的輿論宣傳。

前文提到，明朝是個文學創作的鼎盛時期，也是個取得巨大成就的年代。但我們不僅要看到文化的大力發展，還要看到其背后的歷史趨勢。經過上古的神話，先秦的寓言，魏晉南北朝的志人志怪小說，唐代的傳奇，宋元的話本，明初的擬話本之后，小說的發展終于在明朝中期達到巔峰----章回體小說，文學從此不再是騷人墨客的專利，開始走下神壇，邁入民間，大量的民間文學家由此產生。吳承恩、羅貫中、施耐庵不愧是此行列中的佼佼者。

由于在明朝，大量的文人秀才做官的概率很小。他們有充足的時間和足夠的能力去參與小說創作，因為相對而言，此時言路較為通暢，“文字獄”不是很嚴重，他們能夠也敢于將自己對社會、對制度、對政府、對皇帝的不滿或明或暗地帶到了小說之中。當這些小說流傳在甕牖繩樞之戶，鐘鳴鼎食之家時，作者的不滿往往能引起讀者的共鳴，于是，昏君便在人們心目中又產生了。

其實，有些時候，文學作品反映的情況未必就是主流現狀。據史料記載，明朝當時朝中雖然奸臣當道，但民間經濟發展極為迅速，資本主義經濟萌芽也是在這個時候產生，民間生活并非水深火熱。明末，傳教士利瑪竇的《中國札記》這樣記載中國：這里物質生產極大豐富，無所不有，糖比歐洲白，布比歐洲精美……人們衣飾華美，風度翩翩，百姓精神愉快，彬彬有禮，談吐文雅。而普遍被人們看好的清朝乾隆時代，當時來訪的英國使者馬戛爾尼則說：“遍地都是驚人的貧困……很多人沒有衣服穿……軍隊象叫花子一樣破破爛爛……”。可見，小說不是史實，不能盡信之。

特別是前一段時期，電視劇、電影對明朝歷史的反映，不能說不好，起碼不夠準確完整。我們說，歷史往往具有殘酷性復雜性激烈性，遠不是一部電影、一部電視劇所能表達清楚、刻畫準確的。試想，以小說演義、稗官野史拍出來的歷史劇，雖然看起來人物立場鮮明，形象刻畫生動，但實質上很難表現真實的歷史。畢竟，越是帝王昏庸，制度黑暗、官僚腐敗的情節，越是成為電影、電視編劇們手中劇本的最好時代背景。像錦衣衛、太監、八股、冤案等現象，也不管是與非，不顧多與少，只要有看點有票房，仿佛都可以成明朝所特有事物，然后不斷地被導演們反復創新和發展，最后付諸熒幕。這樣一來，反映出來的明朝帝王，名聲不壞，才奇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