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肥原和板垣這兩名劊子手因為證據不足有可能逃脫懲罰

“證據，證據！”向哲浚滿腦子想的就是“證據”兩字。

自從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于1946年5月3日正式開庭后，中國檢察官向哲浚就一直在為受審的28名戰(zhàn)犯在死亡的階梯上排著隊：東條英機、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賢二、松井石根……

對于東條英機和松井石根，向哲浚有足夠的證據把他們送上絞刑架。但是對于土肥原和板垣，向哲浚卻沒有信心，甚至自責懊惱得幾乎要崩潰。可以說審判第一階段對兩人的控訴因為證據不足，對中方極為不利。如果在第二、第三階段中，中方還拿不出有力的證據，那么這兩名劊子手將有可能逃脫應有的懲罰，他們在中國侵略的事實有可能永遠被掩蓋。

但是找到置兩人于死地的證據又何嘗容易？日軍戰(zhàn)敗時幾乎銷毀了各種有用文件，再加上這兩名戰(zhàn)犯行事狡猾，想抓住他們兩人的把柄可說是難上加難。情急之下，向哲浚在審判第一階段即將結束時，抽空從東京飛回了南京尋找對策。令他沒有想到的是，當他剛剛踏上祖國的土地，一個好消息讓他喜出望外——倪徵燠從國外回來了！

時任南京司法行政部參事的倪徵燠曾與向哲浚兩度共事，因此向哲浚對于這個有些內向的中年男子還是很了解的。倪徵燠雖然話不多，但行事沉穩(wěn)，計劃周詳細致。現(xiàn)在向哲浚最需要的就是倪徵燠這樣既有法學理論知識、又有審判實踐經驗的人。于是向哲浚向倪徵燠發(fā)出了求援。

倪徵燠接到求援后沒有猶豫，義無反顧地挑起了重擔，并出任中國檢察組顧問團首席顧問，從此踏上了尋找證據的艱辛之路。

漢奸趙欣伯出爾反爾，把本來寫好的證據燒毀了，尋找證據之路徒增變數

接受任務后的倪徵燠并不急著奔赴東京。他知道雖然向哲浚等人已經在國內尋找過證據和證人，但仍然不愿放棄。他想再爭取一下。

1946年歲暮的一個早晨，倪徵燠帶著一份寫有偽滿“立法院院長”趙欣伯、華北“臨時政府”首腦王揖唐、南京“維新政府”首腦梁鴻志等漢奸的名單與助手一起搭飛機，滿懷著希望從南京直飛北平西郊機場。倪徵燠認為最了解日本人的，甚至手中掌握證據的，最有可能就是漢奸。

等到他們經過一路顛簸來到位于陶然亭附近的第1監(jiān)獄時，失望之情油然而生。雖然此前監(jiān)獄方面曾暗示這幾個漢奸，有人要來為東京審判取證，如果他們能夠有效地合作，揭露土肥原和板垣的累累罪惡，或許可以因為悔過表現(xiàn)而減輕刑責，但是思想頑固的漢奸梁鴻志和王揖唐卻假裝昏迷，不肯合作。

趙欣伯倒是很愿意配合。對于倪徵燠的問題，他積極作答，并不隱瞞。當倪徵燠試探著要求他寫些書面材料、以便自己帶去法庭作為證據時，他居然很爽快地答應了。很意外的順利有的時候反而是不正常的。就倪徵燠對趙欣伯的了解，他不應該如此坦誠，何況他也是學法律出身，一向嚴謹輕易不留下痕跡，怎么可能那么輕易地同意留下白紙黑字呢。說得好聽一些，這些東西可以作為指控板垣和土肥原的材料，但反過來不是一樣可以成為他自己的犯罪證據嗎？

果然，當倪徵燠再次去見趙欣伯時，趙欣伯已經變了。他當著倪徵燠的面，將寫好的材料投入火爐之中。熊熊大火消蝕了倪徵燠心中僅存的一點兒希望。

面對這樣的情景，倪徵燠的心戰(zhàn)栗了一下，但他未露聲色，只是扶了扶眼鏡，轉身就走了。不過，他很想知道趙欣伯轉變的真正原因。原來，如倪徵燠所料，趙欣伯本就對書寫材料就能減輕他的罪責抱懷疑態(tài)度。在寫材料期間，他又不知從哪兒聽說“第三次世界大戰(zhàn)”就要爆發(fā)，日本人又要東山再起，他們這些人又能縱橫天下了，所以他燒毀了證據。

北平取證受挫，盡管是在倪徵燠意料之中，但他多少還是有些失望。沒有更多的足以應對辯方律師們如狼似虎瘋狂質問的證據，又怎能讓劊子手們走上絞刑架呢？好在他也并非空手而歸。臨離開北平前，倪徵燠在相關人員的介紹安排下與吳佩孚的夫人張佩蘭見了一面。張佩蘭向倪徵燠描述了板垣和土肥原指使他人殺害吳佩孚的經過。張佩蘭的證詞是他在北平獲得的唯一一份證據。也是這份證據，成為他日后在東京法庭上反詰板垣的有力武器。

1947年2月，倪徵燠帶著這僅有的一點兒證據抵達東京。此時，法庭的第二階段已經開始。倪徵燠的計劃是在第三階段，即被告人答辯時出庭反詰并見縫插針地提出新證據。但就針對土肥原和板垣而言，倪徵燠手中的證據除了吳佩孚夫人張佩蘭的證詞還稍稍有力外，其余的證據均不具針對性。為了不讓這兩個劊子手逃過，中國檢察組成員們一次次開會，一次次討論。

土肥原和板垣曾被大肆吹捧，就證明他們罪大惡極，強有力的證據終于浮出水面

有一天，檢察組一名成員靈光閃現(xiàn)，提議到日本前陸軍省檔案庫去尋找兩人的罪證。盡管他知道，日軍臨敗前燒毀了大量文件，但總還是會有遺漏的。這個提議讓一向沉穩(wěn)而不露聲色的倪徵燠興奮得差點跳起來。誰能掌握日軍最核心的機密，不就是日軍自己嘛！此時的陸軍省檔案庫已被盟軍駐日總部封存，外人一律不得進入。

在征得盟軍駐日統(tǒng)帥麥克阿瑟同意后，倪徵燠和他的同事們進入了日本陸軍省檔案庫。但當他們面對如山般浩繁卷帙時，不免愕然。要想在成堆的一張張薄紙中尋找土肥原和板垣的犯罪證據，如同大海撈針。并且檢察組成員中只有兩人通曉日文。僅僅依靠他倆，又怎能在短時間里通讀完所有文件。時不我待，所有人都一頭扎進了文件堆中。倪徵燠等不懂日文的就從與中文相似的日文字中、文件類別和標題中，一份份篩查。

由于長時間在一行行細密的日文字中搜尋，倪徵燠原本近視的眼睛異常疲勞，于是他不得不每隔幾分鐘就摘掉眼鏡，閉閉眼睛，揉揉太陽穴。但就在這種情形下，他仍然耐心細致地篩選著文件材料，不放過每一個可疑點。這是他們最后的希望了。

事后經粗略統(tǒng)計，倪徵燠他們過目的有日本內閣、陸軍省、外務省的現(xiàn)存材料，其中包括御前會議文件、內閣會議文件、五相會議文件、關東軍報告和動員令、關東軍與陸軍省的往來密件、汪偽檔案等等，甚至還有大量的舊報紙。他們沒日沒夜地摘抄、翻譯、整理，只吃簡單的三明治，喝白開水。

在很多檔案里，倪徵燠都發(fā)現(xiàn)這樣一個事實：板垣和土肥原被大肆吹捧。倪徵燠認為他們越被吹捧就證明他們罪大惡極。比如，在陸軍省里的一份駐華日軍的報告中提到，許多被替換回國的日本兵在回到家鄉(xiāng)后，吹噓他們如何殺害中國百姓，如何強奸，如何搶劫。寫這份報告的軍官無非是想借此表明他們在中國如何神勇，如何被中國人所恐懼。然而就是這樣的報告，卻正好成為倪徵燠所需要的強有力的證據。板垣和土肥原在法庭審理開始時，個個聲稱“不認罪”。如今在這些他們自己的文件、報告面前，看他們還將怎樣狡辯！

土肥原和板垣在有力的證據面前不得不低頭認罪，他們倆最終被送上了絞刑架

1947年9月10日，東京審判的第三階段開始。

在法庭上，倪徵燠面對土肥原所提供的證人——土肥原任關東軍特務機關長時的新聞課長愛澤誠時，拿出在陸軍省檔案庫找到的一份關東軍的《奉天特務機關報》提交給了法庭。這張報紙的其中一頁這樣寫道：“華南人士一聞土肥原和板垣之名，有談虎色變之慨。”這一證據正好駁斥了愛澤誠所說被告土肥原賢二為人忠厚老實又坦白的證詞。

在板垣的證人——1938~1939年板垣任陸相時的次官山脅作證說板垣在任陸相時一貫整飭軍紀、故而他手下的日本軍人無不良之舉之時，倪徵燠拿出一份山脅于1939年2月以陸軍省次官名義簽發(fā)的《限制由支(那)返日軍人言論》通令。該通令列舉了返國軍人向親友談話若干種，并明令禁止傳播，其中就有這樣的內容：“作戰(zhàn)軍人如經個別偵查，無一不犯殺人、強盜或強奸罪。”“強奸后如欲無事，或則給以金錢遣去，或則于事后殺之以滅口。”“我等有時將中國戰(zhàn)俘排列成行，然后以機槍掃射，以測驗軍火的效力。”面對自己在通令中“承認”的板垣在任陸相期間日本軍人的殘暴之舉，山脅無話可說。

在板垣的自辯階段，為了對付一言不發(fā)的土肥原，倪徵燠拿出吳佩孚夫人張佩蘭的證詞，采取聲東擊西的策略，在法庭上步步緊逼板垣，迫使板垣當庭指認土肥原，挫敗了土肥原以沉默對付法庭的策略。

就這樣，倪徵燠運用高超的訴訟技巧和千辛萬苦找來的有力的證據，徹底擊垮了被告的辯護防線，最終促使包括板垣和土肥原在內的7名戰(zhàn)犯走向了絞刑架。

中國檢察組贏了！中國人民贏了！許多年以后，倪徵燠回憶這段經歷時寫道：“這場戰(zhàn)斗對我來說是一場殊死戰(zhàn)，因為我受命于危難之際，當時已把自身的生死榮辱決定于這場戰(zhàn)斗的成敗，事后追記，歷歷在目，既有辛酸苦楚，亦堪稍自告慰，有不可言喻之感慨。寫到這里，我已淚水盈眶，不能平靜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