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高權重，風光無限

國家的狀況一天天好轉，張居正位高權重，一時風光無限。

萬歷六年(1578)，張居正離京歸葬老父，一路不僅有尚寶少卿和錦衣衛護送，戚繼光還派來了銃手與箭手保鏢。

最夸張的，是他乘坐的轎子。它有個專門名稱——如意齋。這轎子一共分為兩部分，前半部叫“重軒(起居室)”，后半部是臥室，兩旁有走廊，童子在左右侍侯，為之揮扇焚香。如此豪華之極的龐然大物當然不是八個人所能扛起來的，而是聞所未聞的“三十二抬”大轎，比皇帝的出巡猶有過之而無不及。

萬歷十年(1852)春，張居正身患重病，久治不愈，朝廷大臣上自六部尚書下至冗散，無不設齋醮為其祈禱。他們紛紛舍棄本職工作，日夜奔走于佛事道場，把祈求平安的表章供上神壇，長跪不起。官僚們爭相雇募文人詞客，代寫表章，各地封疆大吏莫不爭相仿效，其排場之大，連后來萬歷皇帝病重時也無法企及。

知我罪我 在所不計

萬歷十年，張居正積勞成疾，因患直腸癌病逝。讓人始料未及的是，他去世剛半年，倒張的活動就迫不及待地展開，接踵而起的是連篇累牘的彈劾，他生前所有的封號都被取消，張家滿門查抄，長子自殺，次子充軍，全家餓死十多人。

中國歷史上的改革家大多不得善終，因為改革勢必要觸犯既得利益集團的利益，難免遭致他們的反對。張居正在政治上是一個有深謀遠慮的鐵腕宰相，卻獨獨沒有給自己留后路。

張居正說過，“知我罪我，在所不計”。他求的是把自己認為正確的事情做成，而不是為了獲得或避免某種評價。正是這種擔當的精神，才使新法一推十年，挽救了大明王朝的江山。張居正早在內閣混斗、自己政治生命岌岌不保的時候，寫過一偈：“愿以深心奉塵剎，不予自身求利益”，他的確做到了。

有人說張居正腐敗，事實上，所有求官的人送的錢財，只要不是朋友，張居正都退回了。他對下人管教也非常嚴格，有一次管家游七收了一個人的錢，張居正把他的腿都打斷了。而他的政治導師徐階給他送來的，他說“惶愧納之，不甚感謝。”他覺得這個東西如果不收，一定是他變了，無法取得徐階的信任。他把屬于禮節的東西和有目的的東西，前者稱為“人情”，后者稱為“賄賂”，分得很清楚。

明朝的政治，充滿無數腐化的因素。現代認為不應存在的事實，在當時只是一種習慣。因此從事政治生活的人，隨時隨地，都受著物質的誘惑，也就隨時隨地，會蒙到仇敵的指摘。

令人玩味的是，張居正死后不足四十年即被平反，為他喊冤的不僅有他的支持者，還有被他打擊、與他結怨的反對派。他們為了曾經的政敵，奔走呼號，鳴冤昭雪，豈料改革的盛景已時不再來。歷史就是這樣令人悲歡啼笑，它嘲諷的不是張居正跌宕起伏的人生，而是斷送改革的體制，世態炎涼的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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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拱與張居正并非水火不容

在劇中，高拱行為的中心就是打擊張居正的勢力，他發誓一定要把張居正趕出內閣，而且急不可耐，越快越好，這與史實是不相符的。事實上高拱并未成心排擠張居正出內閣，張居正與他政見多同，兩人合力配合在強軍安邊、俺答封貢、發展商業等方面都有所建樹。

隆慶帝從不崇道煉丹

明代皇帝確實喜煉丹藥，尤以嘉靖皇帝為甚，他死前不久，方士王金等還進獻丹藥。有此前車之鑒，其子隆慶皇帝雖好游樂，愛女人，疏于朝政，卻并不崇道，直至駕崩，也無召延道士煉丹治病之事。

“京察”怎能不懲庸官貪墨？

劇中演到“京察”一段時，既沒有表現張居正集中處置高拱一派的官員，也不提清除、降調那些不稱職的庸官貪墨，而用心表現高拱及其黨羽的破壞活動，以及張居正對高拱及其親信何等的寬宏大量，這是完全不符合史實的。如果“京察”真是這等察法，那張居正的改革是無論如何不會成功的。如此為了凸顯張居正的厚道，而拔高人物，卻反倒將他描繪成庸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