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士這個名頭是科舉時代的東西。清末的時候進士便沒了，清末的時候才有了記者，要出現一個進士記者，就必須在清末至民國這段期間。因為在科舉年代，中進士概率極低的緣故，后來做了記者的只有一人，便是黃遠生。他被稱為中國歷史上第一位職業記者，與劉少少、徐彬彬并稱為“報界三杰”，戈公振在《中國報學史》稱其為難得的“報界奇才”。

他是中國新聞史上永遠也無法避開的一座高峰。他的新聞思想，直至如今，仍對新聞工作者有很大的啟迪。他僅僅活了三十歲的人生，則是處處充滿傳奇。

傳奇的科舉之路

黃遠生原名為基，字遠庸，遠生是后來為自己取的筆名，出生于江西九江一個書香世家。其曾祖黃鳳樓是道光十二年的進士，叔伯父黃儒鑒、黃儒藩、黃儒鐮均為舉人。其父黃儒藻，字鏡垣，秀才出身，在寧波辦過洋務。這樣的家庭背景，家庭環境，使得黃遠生自幼就受到非常好的家庭教育。他本人也天資聰慧，過目便可成誦。由于家中的藏書豐富，其人好學，故經史子集無不涉獵。優越的家庭條件使得他在四書五經之外還跟隨家里專為他聘請的一位女外籍教師學習了英語。

后來他轉到浙江吳興南得公學讀書，那時的學生已經開始鬧學潮了，黃遠生就是參加學潮的積極分子。光緒二十九年也就是1903年，當時只有19歲的黃遠生考取了秀才，并于同年秋季又考中江西省第7名舉人。在次年也就是光緒三十年赴京趕考的黃遠生榮登金榜，得中進士，成為清王朝的最后一批進士。于黃遠生同榜中進士還有沈鈞儒、譚延闿等，而年齡最小者，就是年僅20歲的黃遠生。

兩年之內從秀才到進士一路順暢而過在科舉時代是很少見的。我們現在看它的時候，潛意識的會把它放在整個科舉的歷史中看，好像并沒什么特殊，但在當時兩年內連登三榜的成績已經是非常的出色了。黃遠生考中進士之后，在整個江西省都引起很大的震動。

這個時候按著傳統，黃遠生應當要當官了，而且起步就必定是縣令。但到了20世紀的讀書人已經接觸到了很多新的氣息，不再迷戀傳統的學而優則仕了。黃遠生便因此決定赴日留學，入日本中央大學學習法律。回國后，靠著進士的功名和海歸的資歷，先后在清政府擔任郵傳部員外郎、派參議廳行走兼編譯局纂修等職。

這時一個影響黃遠生一生的人出現了，他就是代表清政府赴歐考察憲政的北洋五大臣之一的李盛鐸。考察回來的他對黃遠生說：“西洋方面那些熟悉近代史和國際情況的，大都是報館撰述人員，你如果干這一行，將來一定是位名記者。”黃遠生覺得此話有理，便接受了建議，開始轉行往新聞界發展。對于此，黃遠生他的《懺晦錄》中這樣寫道：“革命既起，吾之官乃與清廷俱畢，嗣后即立意不作官，不作議員，而遁入于報館與律師。”也就是從這開始，黃遠生準備離開官場，寄身報館。

傳奇的報館生涯

黃遠生剛剛離開官場的時候，清王朝覆滅了。中國的封建王朝統治也便走到了盡頭。

轉行后不久，黃遠生便與藍公武、張君動等共同創辦了《少年中國周刊》，專門評論時政，由于見解新穎，切中時弊，深受群眾。黃遠生先主編過梁啟超創辦的《庸言》月刊，先后擔任過上海《時報》、《申報》、《東方日報》和北京《亞細亞報》特約記者，并在《東方雜志》、《論衡》雜志、《國民公報》等報刊上撰稿。著名國學大師的錢鐘書的父親民國四大國學大師錢基博在《現代中國文學史》中提到黃遠生說：“遠庸文章典重深厚，胎息漢魏，洞朗軒辟，辭兼莊諧，尤工通訊，幽隱畢達，都下傳觀，有紙貴之譽。”

民國是個非常復雜，非常黑暗時代。共和與君主、民主與專制、革新與倒退、獨立自主與喪權辱國同時并存，階級矛盾與社會矛盾互相縱橫的編織著整個民國。而民國最具代表的城市，就應當就是上海和北京。在那時，若生活在一個極其落后的小山村里，對改朝換代，對民族危機都不會有太大的感觸，但生活在北京和上海就會完全不同。作為一個優秀而記者，生活在那樣的環境中，筆下往往會有更多對社會的思考。

清王朝的覆滅，雖說是辛亥革命推翻的，但袁世凱在其中起到了相當大的作用。那時很多人都被非常的看好袁世凱，殊不知，他們都被袁世凱給騙了。包括黃遠生也在較長的一段時間內對袁世凱心存幻想。而且那段時間，黃遠生確實是被袁世凱所利用了。還曾為袁世凱怎樣管理新聞出謀劃策：“宜由警廳組織特種機關，專司檢閱報紙，從法律干涉，并擇要編輯為偵探材料。一面組織新聞通訊機關，整齊一切論調、紀事等語。”成為中國最早有據可考的新聞管制內容。

隨著時間的推移，袁世凱的狐貍尾巴畢竟終于露出來了。雖說當時仍有像楊度一樣還沒有醒悟的追隨者，但是袁世凱的所作所為，早已讓更多的人認清了他的真面目。作為一個特殊的記者，黃遠生對袁世凱的賣國和獨裁看的更加明晰。《臨時約法》對袁世凱來說完全就是一紙空文，毫無約束力。他曾在文章中一針見血地指出：“袁總統者，在世界歷史上雖永不失為中國怪杰之資格。而在吾民國歷史上，終將為亡國之罪魁。”對于當時國家出現的各種病狀，黃遠生直接就把其緣由拋給袁世凱“政局之日趨于險惡者，非他人為之，乃袁總統自為之也。吾國運命可以二言定之：蓋瓦解于前清，而魚爛于袁總統而已。”

黃遠生是一個特殊的記者，其原因還是其前清翰林的身份。黃遠生作為前清翰林，在當時的文化界是很有威望。因此，只要是黃遠生前去采訪，社會各界都不敢怠慢。因其本人精通英語和日語，使得采訪起來更加如魚得水。

在黃遠生的各種文章中，最出色的就是他通訊。行文飽含感情色彩，且同時具有極強的諷刺力。他寫過一篇著名通訊稿，題為《外交部之廚子》，主要寫一個“連結宮禁，交通豪貴”的廚子，飛黃騰達的經過，來揭露官場的荒唐腐敗，文中寫道：“外務部之廚，暴珍既多，酒肉皆臭，于是廚子乃畜大狗數十匹于外務部中而豢養之。部外之狗，乃群由大院出入，縱橫滿道，稿稿不絕。而大堂廊署之間，遂為群狗交合之地。故京人常語謂外務部為狗窯子，窯子京中語謂妓院也。”此處故意將人狗混淆，詼諧雜出，嬉笑怒罵，皆成文章，其駕馭文字之能力實在令人佩服。

談及新聞報道，黃遠生說：“余既不能修飾其思想，則亦不能修飾其文字。若真有見之發怒而冷笑者，則即余文之價值也。”

1915年，袁世凱籌備稱帝期間，欲強聘黃遠生為其御用報紙《亞細亞日報》上海版的總撰述，但黃遠生堅辭不就，并在上海各報刊登《黃遠生反對帝制并辭去袁系報紙聘約啟事》以示決絕。為了躲避袁的追逼，他干脆乘日輪離開上海經日本赴美。

在美國離奇被刺

1915年12月25日下午，在美國舊金山唐人街的廣州樓內，正在飲茶吃飯的黃遠生，被人從背后近距離連開二槍命中后背而殞命。

黃遠生在美國離奇被刺，很快就在國內引起了很大的震動。 兇手到底是誰，一時成為疑案。在當時吵得很熱的有兩種說法，一種猜測是袁世凱派人跟蹤到舊金山暗殺的。另一種說法，是國民黨的前身中華革命黨美洲總支部誤認黃為袁的死黨而誤殺的。當時到底哪種說法才是事實的真像，誰也不知道。

一代名流離奇被殺，兇手竟不知下落，成為一宗無頭案。

黃遠生生前的很多好友，都想為黃遠生鳴不平。但是混沌一樁案件，無處下手，只能在他做些別的，以慰其生平。

1916年初，黃遠生的遺骸由當時中國駐美公使顧維鈞運回上海，并在上海開了非常隆重的追悼會。事后，親屬將其骨灰運回九江，安葬于廬山區蓮花鄉桂家垅之殷家坳山。而到底誰是兇手，還是無從查起。

甚至到1984年，黃的兒子黃席群在寫《追憶先父黃遠生》一文時，都不能真相大白。黃席群寫道：“我父親究竟是誰殺害的，至今是個疑案……我個人的看法是，無論他是死于袁世凱派遣跟蹤的刺客之手，還是遭到在美洲的國民黨人殺害，總之，他不幸遇害的根本原因，離不開袁賊妄圖稱帝這個關鍵問題。如果是死于袁黨之手，正因為我父親不但不接受袁賊的籠絡收買，反而于游美之前公開在報上表示反對變更國體，卒致罹禍;如果是死于國民黨人之手，那就該怪這幫人沒有弄清事實，竟誤認為他是袁世凱的吹鼓手，糊里糊涂地殺害一個平白無辜、真正有良心的青年人，的確是冤哉枉也。

也確實，將黃的死歸咎于復辟帝制的袁世凱，不論是與不是，既是革命倒袁的需要，都不算冤枉他。先不說向來以槍對筆的各派軍閥，號稱代表當時先進文化的國民黨、孫中山，也開了此類血腥暴力暗殺異見分子和批評者的先河，后來的國民黨接班人多循此舊例，有過之而毫無不及。早期的中國報人，為了能說話，包括邵飄萍、林白水等報人付出了慘痛的代價。

是在史量才被暗殺七十多年以后， 真相終于大白了。當年刺殺黃遠生的兇手劉北海在臺灣臨死前，說出了真相。刺殺林白水的兇手就是他，他執行的刺殺是由中華革命黨(國民黨前身)美洲支部指使，由林森直接指揮，刺殺的命令來自“國父”孫中山。這一歷史疑案，也終于隨著老人逝世前的實言相告而終于有了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