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武帝是西漢歷史上在位時間最長的一個皇帝（公元前140—公元前87年），作為一代英主，他一方面建立了輝煌的功業，一方面也給當時的社會帶來深重的災難，使國家和百姓付出了極其慘重的代價。正如司馬光所正確評論的：“孝武窮奢極欲，繁刑重斂，內侈宮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無度，使百姓疲敝，起為盜賊。”認為他與秦始皇相差無幾。特別是，由于漢武帝有著驚人的享受欲望，他的奢侈無度創造了西漢歷史的最高水平，上行下效，就使文、景以來的奢靡之風以更加強勁之勢吹向社會的每個角落。在此風氣的浸潤下，武帝一朝官吏的貪污腐敗自然變本加厲，令前輩們無法望其項背。

武帝時期官場的腐敗表現在許多方面，貪官們把其觸角伸向任何能夠伸去的地方。

首先是侵吞土地。因為土地是古代社會最重要的生產資料，是財富的象征。以武帝為首的封建國家將土地視為私產，隨意征用。為擴修上林苑，他不惜挖掘百姓的墳墓，拆毀人家的房舍。大小貴族官吏，利用手中的特權，以強取、賤買等手段，千方百計侵吞百姓的土地，強占國家的土地，也搶奪失勢貴族官僚的土地。如丞相田蚡就有大量來歷不明的肥沃土地。為了擴大宅地，他甚至打算侵占官府考工的地盤，連漢武帝也看不過去，痛斥他“何不遂取武庫？”外戚竇嬰失勢后，田蚡看中他城南數頃良田，就提出以解救他犯罪的兒子為條件得到那片土地，竇嬰十分氣憤地說，將軍雖尊貴，難道就能以勢奪田嗎？其實，竇嬰和灌夫也是掠取土地田宅的老手。灌夫“家累數千萬，食客日數十百人。陂池田園，宗族賓客為權利，橫于潁川”。

貴族、官僚在侵吞無權無勢百姓田宅的同時，還利用管理國有土地的機會，上下其手，內外勾結，代公為私，索賄受賄。如李蔡任丞相時，就借一次朝廷賜予百官墓田的機會，貪污土地出賣謀利，得錢四十萬，事發后自殺。官府在把大量國有土地以“假民公田”的形式出租時，先以極低的租額租給豪強權勢之家，要他們再以較高的租額轉租給無地少地的貧苦農民，從中獲取差額地租。典型的例子是酷吏寧成，他曾任中尉，被免職以后，即通過關系租到官田千余頃，轉租給數千家貧民，幾年以后，當寧成遇赦的時候，已經“致產數千金”，成為“威重于郡守”的一方富豪了。類似寧成的情況，恐怕各地都有，其實質既是盤剝小民，又是侵吞國家財產。

其次，官場行賄受賄之風愈演愈烈。如太尉田蚡一時權傾朝野，賄賂絡繹而至，他照收不誤。韓安國因對匈奴戰爭的失誤而免官后，以五百金賄賂田蚡，結果被重新起用，先任北地都尉，后任大司農，成為中二千石的高官。大行王恢因與匈奴對戰馬邑失利，漢武帝準備嚴懲。他于是以千金向田蚡行賄，希冀通過他向武帝說情，以免死罪。因為田蚡對音樂、狗馬、田宅特別鐘愛，行賄者于是投其所好，一時間獻到他府上的“金玉狗馬玩好不可勝數”。投桃報李，田蚡也賣力為行賄者謀取官位和其他好處，不少人經他之手得到高官，有的一夜之間升到二千石。后來漢武帝也發現此人膽大妄為，越權任用許多人做官，當面憤怒地質問他：你任命官吏有完沒完，我也想任命幾個官吏。然而，受賄猶如吸食毒品，很難自行收斂。田蚡不惜觸犯“阿附藩王法”，同覬覦皇位的淮南王劉安相勾結，接受他的大筆賄賂。所幸他死在淮南王案發之前，否則，按武帝的說法，他得到的將是“族滅”的下場。主父偃早年落魄，后以工于心計和能言善辯而得大官。他仿佛要使早年的窘況得以補償，隨即明目張膽地索賄受賄。不少官吏怕那張利口給自己帶來災難，只好以行賄買平安，“賂遺累千金”，很快暴富起來。有人對主父偃的惡劣行徑加以勸阻，希望他考慮后果時，他竟毫無羞愧地辯解說：“我結發游學四十多年，一直未能入仕途，結果是父母不認我這個兒子，兄弟將我拒之門外，賓客也舍我而去，我在困厄中太久了。況且，大丈夫活在世上不應碌碌無為，不能以五鼎食，寧可以五鼎烹。我自感日暮途遠，所以故意倒行逆施。”完全是一副賭徒的心態。他最終因收受諸侯賄賂和致齊王自殺而遭誅。

田蚡與主父偃只是貪官中的兩個典型，當時的大小官吏幾乎人人受賂，個個貪贓，必要時也出手大方地行賄。即使功勛蓋世的大將軍衛青也不能免俗，拿出五百金為漢武帝寵愛的王夫人祝壽。

再次，是司法腐敗越來越嚴重。漢武帝任用張湯、趙禹修改增刪過的法律繁密苛酷，“文書盈于幾閣，典者不能遍睹”，于是執法者可以隨意引用解釋法律條文，根據關系與行賄多少量刑判案，“所欲活則傅生議，所欲陷則予死比”，如此一來，必然是“罪同而論異”，罪重得釋與罪輕冤死者不在少數。一批人數眾多的酷吏走上執法崗位，他們“不循三尺法，專以人主意旨為獄”，視法律為兒戲，隨心所欲地行事。漢武帝最信任的兩位執法大臣張湯與杜周，是酷吏中的兩個典型代表，他們治獄專以漢武帝眼目行事。張湯對待罪犯的原則是：武帝意欲重判的，交給苛酷之吏審理。武帝意欲輕釋者，則交給輕平之吏審理。杜周對待罪犯的原則是：武帝意欲排拒者，則加以誣陷。武帝意欲釋放者，則先關押起來，待機尋找為之開釋的理由。如此執法辦案，貪贓之事必然司空見慣，一些執法之吏也就迅速暴富。

其中典型的是杜周，此人初為廷史時，僅有一匹身有殘疾的老馬，后來長期擔任廷尉、御史大夫，晚年“家貲累數巨萬”，其中恐不少是贓款。

司法腐敗的最大受害者是一般百姓，武帝后期鄉村農民起事此起彼伏，顯然與執法官吏的貪贓枉法和濫刑濫殺有關。又其次，是軍官的侵吞戰爭物資，克扣軍餉，刻剝士卒。由于武帝連年對外用兵，軍需物資數額龐大，戰爭造成了軍官勢力的膨脹，也為他們的貪污創造了條件。衛青、霍去病、李廣利等人就是通過克扣軍餉，侵吞軍用物資和虛報軍功請賞而富極人臣。如李廣利率近十萬大軍和三萬匹戰馬出征大宛，雖勉強獲勝，但損失慘重，生還的士卒僅萬余人，戰馬千余匹。其所以如此，主要原因是“將吏貪，多不愛士卒，侵牟之，以此物故眾”。

最后，由于漢武帝壟斷貨幣鑄造，實行鹽鐵官營、算緡告緡、均輸平準等工商政策，給主管官員創造了侵吞國家財產，內外勾結，貪污牟利的機會。如張湯就與長安商人田信等勾結，偷漏國家經濟情報，使之牟取暴利，等等。

由于無孔不入的貪污腐敗嚴重腐蝕了官僚隊伍，惡化了官民關系，毒化了社會風氣，動搖漢皇朝的統治基礎，迫使漢武帝不得不采取斷然措施，加大反貪力度。為了改變官吏中武力功臣及其后裔較多的問題，武帝下令推行察舉選官制度，令郡國守相、二千石以通曉儒家經典為標準，每年舉孝、廉各一人于朝廷，經考試后任官。這些人出身相對貧寒，但文化素質較高，他們躋入仕途，改變了官吏隊伍的成分，提高了官吏隊伍的整體素質，對遏制腐敗起了一定的作用。他們之中，出了公孫弘、董仲舒、倪寬等一批廉潔奉公的好官。與此同時，漢武帝設十三部刺史，加大監察力度，鼓勵吏民越級上書，詣闕言事，從制度上保證中央到地方的各級官員時刻處于監督之下，使腐敗能夠被較早發現和懲治。而一旦發現貪污、受賄、枉法的官吏，則予以重法懲治，即使皇親國戚，高官顯貴，一律嚴懲不貸。公孫弘以后的丞相李蔡、莊青翟、趙周、公孫賀、劉屈氂等，大多因貪賄之事而遭誅。

為了反貪，武帝不惜任用一批酷吏，以法外的酷烈手段對付貪殘之吏，使之付出血的代價。在加大反貪力度的同時，武帝還有意識地表彰廉吏，公孫弘、趙禹、尹齊等一批公正執法，廉潔自律的官員得到好評，被樹為百官的表率。通過以上措施，加上其他政策的配合，到武帝晚年，貪污腐敗之風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已經激化的社會和階級矛盾得到一定程度的緩和，動蕩的局面又趨向穩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