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室之亡，實亡于上海” 源于上海辛亥革命成功

“清室之亡，實亡于上海”

——談報刊輿論對辛亥革命成功所起的作用

關于報刊輿論力量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孫中山曾說過：“此次民國成立，輿論之勢力與軍隊之勢力相輔而行，故曾不數月，遂竟成功”。也就是說，辛亥革命成功，一靠“槍桿子”，一靠“筆桿子”。所謂“槍桿子”，即以新軍為主的軍隊，所謂“筆桿子”，即革命報刊的宣傳鼓動。武昌起義之后，馮國璋等人在給袁世凱的呈文中說道，此次起義的發生“首恃報紙鼓吹之力”。民國時期，清朝遺老惲毓鼎總結清亡之教訓時也認為，上海報館是導致清亡的一個重要因素，他在1917年2月8日的日記中寫道：“況宣統之季，構亂之奸徒，煽亂之報館，議和遜位之奸謀，皆聚于此。清室之亡，實亡于上海。”如果說辛亥革命中軍隊之勢力的中心是武昌，那么，輿論之勢力的中心當然是在上海。

《蘇報》及“蘇報案”：反清革命先聲

清末10年，上海一直是革命黨在國內的重要宣傳基地。眾所周知，反清革命思想醞釀于海外，但是推動革命思想在國內的傳播，《蘇報》功不可沒。

《蘇報》1896年創辦于上海，起初是一份以外商名義辦的報紙，內容以市井瑣事、社會新聞為主，后由一清朝落職官員陳范接辦。1903年前后，一批來自海內外的革命志士相繼落腳上海，并組織革命團體中國教育會和上海愛國學社。此時的中國教育會和愛國學社匯集了一批激進人士，除了原在上海的蔡元培、章太炎外，還有率領南京陸師學堂學生罷學來滬的章士釗，“成城入學”事件后由日本回滬的吳稚暉以及因剪留日學生監督姚文甫發辮被日本驅逐出境的鄒容、張繼。他們定期在張園演說，更希望能有一“言論機關，供吾徒恣意揮發”。恰逢陳范正苦于《蘇報》稿源匱乏，于是他與愛國學社訂約，每日由蔡元培、吳稚暉、章太炎等輪流為《蘇報》撰寫論說一篇，報館每月資助學社一百元作為報酬。這樣，《蘇報》有了更多的稿源，愛國學社師生也有了發表言論的園地。不僅如此，1903年5月，陳范又聘請章士釗為主筆，這樣，《蘇報》與革命黨的關系更為密切，實際上成為愛國學社的機關報。

章士釗任主筆后，《蘇報》煥然一新，不斷發表激烈反清革命文章。此前革命黨在張園演說已經引起朝廷的注意，并下旨追查，恰逢此時，章太炎著《駁康有為論革命書》和鄒容著《革命軍》在上海出版，《蘇報》又大力宣傳，先后發表章太炎為鄒容《革命軍》作的序以及章太炎《駁康有為論革命書》摘錄。清政府由追查張園演說進而追查《蘇報》。于是上海道臺與上海租界工部局交涉，1903年6月30日，章太炎被捕，7月1日鄒容投案。這就是轟動一時的“蘇報案”。但是，清政府的鎮壓措施并未有效遏制革命思想的傳播，蘇報案發生后不到一個月，章士釗、陳獨秀等人又在上海創辦《國民日日報》，繼續激烈抨擊清政府的專制統治，人稱“《蘇報》第二”。

“豎三民”：革命黨的新聞發布機關

武昌起義爆發前的一段時間里，革命黨在上海辦革命報刊未中斷過，特別是被稱為“豎三民”的《民呼日報》、《民吁日報》和《民立報》，異常活躍，實際上是革命黨的喉舌。

《民呼日報》創辦于1909年5月。取名“民呼”，意思是“大聲疾呼，為民請命”，批評時政，揭露官員昏庸顢頇。清政府官員羅織罪名，以侵吞賑款罪起訴于右任，迫使《民呼日報》停刊。未及一個月，《民吁日報》創刊。為何取名《民吁日報》？于右任解釋說“民呼報被停刊，等于人民的兩只眼睛被挖，但我們還有嘴巴，我們還要吁，還要奮斗”。《民吁日報》的宣傳風格與《民呼日報》一脈相承，創刊僅四十幾天就被查封。1910年10月，于右任又創辦《民立報》。《民立報》是同盟會在國內的言論機關，1911年7月31日，同盟會中部總會成立，民立報社成為革命黨人的聯絡機關。《民立報》首先報道了武昌起義，以頭號字體刊出有關起義的專電，此后，又特辟“武昌革命大風暴”專欄，報道起義進展情況，發表社論，歌頌革命，嘲諷清政府腐敗無能，即將崩潰，號召“同指北廷，撻彼元兇”，建立民主共和國家。辛亥上海起義發生，滬軍都督府成立，民立報又鼓吹攻打南京，進行北伐。

除了《蘇報》和“豎三民”，清末在上海宣傳革命的報刊還有很多，如《俄事警聞》、《警鐘日報》、《覺民》、《中國白話報》、《女子世界》等。

上海何以成為辛亥革命的宣傳中心

可以說，上海在辛亥革命中具有獨特的地位，是辛亥革命最堅實的宣傳基地，為辛亥革命的成功立下了汗馬功勞。上海之所以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主要有以下原因：

其一，上海是當時中國的報業中心。晚清至民國，上海一直是中國的報業的中心。報刊數量多，據統計，1911年以前，全國共出版中文報刊1753種，其中有460種在上海出版，占26.24%；辦報主體多元，種類豐富，有純商業性的，如《申報》、《新聞報》；有政治性的，如《時務報》；有社團辦報刊，如《農學報》、《新學報》；有傳教士辦報刊，如《萬國公報》、《益聞錄》。不僅如此，依托其商業中心和交通便利的條件，上海的許多報紙發行覆蓋全國，像《申報》、《新聞報》等均為當時最具有全國性影響的大報。正是依托其報業中心的地位，上海擁有了信息集散地和輿論中心的地位，其時望平街號稱“報館街”，是名副其實的新聞發布中心。

其二，上海租界的存在。上海在1843年開埠后，供外僑居住的租界設立，1854年小刀會起義后，華人亦可以居住。租界逐漸發展成為一個獨立的自治區域，并且設立了管理機構工部局。工部局按照西方的理念管理租界，言論自由是租界居民不言而喻地享有的權利。據此，這里成為革命報刊的避風港。這表現在兩方面：一是對于設在租界的革命報刊，只要未超過言論自由的限度，工部局一般并不干預。對于超過言論自由限度的報刊，如公開鼓吹推翻現政府、殺人等，通常的處罰方式是罰款、停刊，封閉報館、嚴懲報人的事件極少發生，晚清因發表革命言論受到嚴懲的只有章太炎和鄒容。二是革命黨報刊可以掛洋旗。在當時的上海租界，只要有外國人愿意出面，報館即可以外商的名義在領事館注冊，這樣可以規避清政府的管轄。

從當時革命報刊在國內的宣傳效果來看，上海的革命報刊比革命黨在日本、南洋和香港地區的影響更大、更直接。原因在于上海是國際性的商埠、中國的商貿中心，交通四通八達。革命黨往往把這里作為國內的落腳點和中轉站，革命書刊也從這里印刷、出版，銷往沿江沿海和內地，即使是革命黨在國外辦報刊，也往往先寄到上海，再由上海銷往內地。因此，上海是當之無愧的辛亥革命的宣傳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