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年前的甲午戰爭，以中國的完敗而結束，先前幾十年增長頃刻間化為烏有。中國人的自信心受到嚴重打擊，此后的中國，維新、變法、新政、憲政、革命、共和，直至1915年重回帝制。中國在短短二十年，模擬、實驗了人類歷史上幾個階段的體制，一波比一波更激進。中國人始終不解的一個疑團是：為什么一個泱泱大國不敵蕞爾小國。這種追問120年從未間斷，探究出許多不同的結果，其中一條最引人關注，那就是許多人認為中國在甲午戰爭中的失敗并不反映中日兩國真實力量，而是李鴻章不敵伊藤博文。因此，許多人將中國之敗盡歸李鴻章一人。

東西之異不是西方人先走幾步，而是東西兩種文明代表了兩個時代。如何基于現代工業文明重構日本政治制度，是伊藤博文此后政治生涯的全部使命，也是日本最后成功的關鍵。日本在1894年打敗中國，實際上就是伊藤博文那代人構建的制度戰勝了李鴻章那代人堅守的“中體西用”。

李鴻章與伊藤博文打了幾十年交道，只是將一場戰爭的輸贏完全歸于一兩個人，似乎太簡單。

許多歷史研究者認為，在一定意義上，甲午戰爭失敗是李鴻章等人決策、指揮失誤，而日本的成功，就是伊藤博文、陸奧宗光等人的僥幸。歷史當然可以這樣書寫。只是將一場戰爭的輸贏完全歸于一兩個人，似乎太簡單。所以，梁啟超在為李鴻章作傳時強調：若以中國之失政而盡歸于李鴻章一人，李鴻章一人不足惜，而彼執政誤國之樞臣，反得有所諉以辭斧鉞，而我四萬萬人放棄國民之責任者，亦且不復自知其罪也。西報有論者，曰日本非與中國戰，實與李鴻章一人戰耳。其言雖稍過，然亦近之。

梁啟超不同意將甲午戰敗的全部責任歸于李鴻章，引申強調，由于特殊條件，中日兩國間的戰爭，就中方而言，簡直就是李鴻章以一人敵一國。

李鴻章或許沒有西方論者、梁啟超所說的那樣高大，但李鴻章確實是一個令對手敬佩的人，幾十年與李鴻章數度交手的伊藤博文，不止一次表示，李鴻章是中國少有的有能耐與列強一爭長短的人。

李鴻章與伊藤博文打了幾十年交道。某種意義上，甲午之戰是中日兩國為朝鮮前途而戰，又是李鴻章與伊藤博文“兩個人的戰爭”。

甲午戰爭即便經過馬關議和認真算賬，大致了結，但在李鴻章、伊藤博文的感覺中，事情依然沒有完。第二年，李鴻章不管年邁路遠，也不管朝野風言風語，風塵仆仆前往俄、德等歐美國家，為晚清前途奔波。又過了兩年，辭去內閣總理大臣職務的伊藤博文前往中國游歷，抵達北京迅即前往賢良寺拜望李鴻章，除了表達自己對這位前輩對手的敬意，不忘順帶譏諷李中堂此次歐美之行為中國在北方“建造了一個偉大勢力的屏障”。(林權助：《戊戌政變的當時》，《戊戌變法》，570頁)

李鴻章、伊藤博文均為十九世紀下半葉東亞有影響力的政治家，如果一定要說他們的差別，那么李鴻章與伊藤博文相比，還是因時代落差稍遜風騷，缺少了一點現代遠見。

基于中國悠久的歷史傳統，特別是兩次鴉片戰爭被打敗后的被動覺醒，李鴻章在追隨曾國藩的時候，確實發自內心相信中國文明的永恒，相信中國文明并不會因為暫時落伍而退出。李鴻章那一代人不明白中西之異不是先進與落后，不是西方先走了一段，中國可以趕上來。

伊藤博文在這一點上就比李鴻章高明些，畢竟伊藤是明治維新的重要參與者，青年時代又有機會留學英倫，目睹并真切體會了西方的富強，知道富強對西方來說只是表象，支撐富強的還是制度、文明因素。東西之異不是西方人先走幾步，而是東西兩種文明代表了兩個時代。如何基于現代工業文明重構日本政治制度，是伊藤博文此后政治生涯的全部使命，也是日本最后成功的關鍵。日本在1894年打敗中國，實際上就是伊藤博文那代人構建的制度戰勝了李鴻章那代人堅守的“中體西用”。

基于“中國中心主義”，李鴻章無法容忍“宗藩解體”，只要還有可能，李鴻章那代人一定會繼續維護以中國為中心的宗藩體制。

李鴻章給晚清的貢獻在洋務新政，他與乃師曾國藩等人發起了一場異乎尋常的“體制革命”，從強兵到富國，開啟了“同光中興”。

但是，李鴻章不知道中國問題的根本癥結究竟在哪里。李鴻章的幕僚馬建忠，很早就根據在歐洲的實地觀察提醒李鴻章，西方的富強并不是簡單的富國強兵，更不是那點堅船利炮，而是一種制度，一種文化，中國必須拋棄“中心主義”錯覺，必須抱有欣賞的態度看待西方社會的進步，必須從制度層面、文化層面學習西方。無奈，李鴻章那代人沒有辦法從傳統中走出，他的理念還停留在“中國中心主義”，不愿直面那個真實的世界。

基于“中國中心主義”，李鴻章無法容忍“宗藩解體”，只要還有可能，李鴻章那代人一定會繼續維護以中國為中心的宗藩體制。所以，當日本吞并琉球，廢藩置縣時，中國沒有幫助，是因為力量不具備。當中國稍有力量，法國人試圖染指越南時，清政府出兵抗爭。因此，當日本試圖踏上朝鮮半島，李鴻章當然不會同意。他幾十年的外交生涯，除與西方列強打交道，就是對日交涉。

與李鴻章情形相當，伊藤博文幾十年政治生涯，一方面引領日本走向世界，漸漸成為國際主流社會的一員;另一方面就是地緣政治，就是與朝鮮，與中國交涉。不過，日本畢竟經過“近代化”洗禮，日本對朝鮮的覬覦、染指，在近代早期，即在“日韓合邦”之前，也就是說，在伊藤博文被刺殺之前，說到底還是一個“近代意義”上的“勢力范圍”，不再是傳統意義上的宗藩體制。

像西方國家一樣，日本出于地緣政治考量，一直試圖打開朝鮮大門，通商貿易。但朝鮮是中國的屬國，日本像其他國家一樣，沒有中國的幫助不可能進入。而中國出于地緣政治考量，很難主動幫助各國進入朝鮮。所謂“藩國自主”，就是告訴各國不要這樣想。

西方各國沒有順利進入朝鮮，只有日本既有迫切需要，又懂得“藩國自主”真切含義。日本利用1875年“云陽號”事件，軟硬兼施讓朝鮮與日本達成通商協議，即《江華條約》。

《江華條約》是朝日直接交往的開始，是中國外交的失敗。中國當然不會輕易接受日本的這種安排。此后幾年，中國絕地反擊，利用壬午兵變、甲申政變，重新奪回了對朝鮮的控制權，讓朝鮮繼續留在中國的宗藩體制中，盡管到了這個時候，中國的藩邦僅剩下朝鮮一個。

為甲申政變善后，伊藤博文專程前往天津，與李鴻章會談。李鴻章此時正忙于越南問題善后，擔心日本借題發揮，讓中國兩面受困。特別是，李鴻章很清楚，甲申政變在最后關頭出現有利于中國的轉機，主要是因為駐扎在朝鮮的袁世凱當機立斷，率兵沖進朝鮮王宮，趕走了日本公使。

李鴻章擔心伊藤博文在這些細節上糾纏，不料伊藤博文出于更遠的考慮，大度接受了中方的解釋。

伊藤博文的大度讓李鴻章感動。感動之余，李鴻章做出一個令人詫異的自選動作，鄭重其事告訴伊藤：

我有一大議論，預為言明，我知貴國現無侵占朝鮮之意，嗣后若日本有此事，中國必派兵爭戰;中國有侵占朝鮮之事，日本亦可派兵爭戰;若他國有侵占朝鮮之事，中日兩國皆當派兵救護。緣朝鮮關系我兩國緊要藩籬，不得不加顧慮，目前無事，姑議撤兵可耳。(《李文忠公全書》“譯署函稿”卷十六，37頁)

李鴻章顯然是對伊藤立場的善意回應，其作出的讓步遠遠超出伊藤預想。伊藤對這段話非常感動，希望兩國按照這個思路共同維護東北亞穩定。

戰場上不如人，使李鴻章的外交處處吃緊;而戰場上不如人，又使李鴻章那一代人不知道像伊藤博文那樣改造體制

李伊天津交涉，現在的討論眾說紛紜。不過，也必須承認，李鴻章的“大議論”讓中國先前一直不愿承認的問題發生質變。朝鮮不再是中國一家的附屬國，朝鮮如再發生類似壬午、甲申之類事情，中國出兵時，一定會告訴日本。而日本也有類似權力。這遠出乎日本的期待。當然，這個共識為十年后的戰爭埋下了“毀滅的種子”。

1894年5月底，持續數月的東學黨抗爭讓世界各大國心煩意亂，各國在朝利益受到威脅，各國軍艦云集朝鮮周邊。中日兩國由于地緣之便，利益最大。朝鮮政府沒有力量穩定秩序，中日兩國駐朝外交官格外焦慮。日本希望中國伸出援助之手，出兵朝鮮。李鴻章礙于十年前的共識，并不愿意接受這樣的安排。無奈，朝鮮局勢日趨惡化，朝鮮政府鄭重其事請求中國出兵。

朝鮮的請求使中國找到了法理依據，日本的推動說明他們在這個時候承認中國與朝鮮具有特殊關系。對中國來說，這是《江華條約》后巨大外交收獲，因此，李鴻章稍事猶豫還是派兵援朝。

李鴻章記得十年前的約定，他通過外交渠道向日本通報出兵消息。日本在獲悉消息后，迅即成立大本營予以應對，其規模、動機，不能不讓人憂慮。

對于日本的動機，李鴻章沒有惡意猜測，但鑒于朝鮮局勢在清軍抵達后漸趨平靜，李鴻章建議中日共同撤軍。無奈，日本內部強硬派久欲扭轉在朝被動，節外生枝提議中日兩國“共同改革朝鮮內政”。

日本的動議蘊含著對中國宗主權的否定，因而李鴻章不愿答應。李鴻章沒有利用外交渠道與伊藤博文直接交涉，而是將希望寄托在列強調停上，更沒有與日本在朝鮮頑強對抗的預案，結果讓日本占了上風。高升號事件、成歡驛之戰、平壤之戰，直至黃海大戰，中國一路潰敗。不得已，李鴻章在1895年春前往馬關，與伊藤博文談判。

馬關談判關涉兩國利益，最后達成的協議也是中日兩國地位轉變的分水嶺。經過數輪艱難談判，李鴻章與伊藤博文終于達成共識，并經兩國最高層同意。這不是李鴻章的私事，也不是他可以獨自作出決定的小事。但畢竟此次損失太大，李鴻章在4月15日下午最后一次會談時依然竭盡全力作了最后一次努力，近乎哀求伊藤博文盡量讓些賠款數額，哪怕作為一個老人回程旅費。李鴻章的哀鳴并沒有打動伊藤博文。

戰場上不如人，使李鴻章的外交處處吃緊;而戰場上不如人，又使李鴻章那一代人不知道像伊藤博文那樣改造體制。吃一塹長一智。甲午戰爭的失敗即是近代中國前半段的結束，如果從資本主義發展，從政治體制改革而言，如果沒有甲午一戰，中國不可能在1895年轉身向東學習日本，開始維新。

歷史的因果關聯很難一言以蔽之。十九世紀晚期東亞格局的轉變，如果不是李鴻章、伊藤博文兩人，又會是怎樣的結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