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時代商報》報道：在《蘇家屯文史資料》第六輯上，刊載了一篇趙吉春老人的回憶，題目是《楊宇霆在張學良戒煙問題上大作文章》，里面談到，1928年春，楊宇霆向張學良推薦了一個據說能幫張學良戒煙的人，名叫馬天池(馬揚武)。此人吹噓說他從日本學了高明的戒煙方法，只要注射幾支“戒煙針”，就可戒除煙癮。剛一開始，果有“神效”，甚至完全可以不吸鴉片了，但隨之麻煩也來了，鴉片是戒了，卻離不開“戒煙針”了，每天得注射好多針，“甚至把整個后背全扎得青來紫去。”這才明白，所謂“戒煙針”，原來是比鴉片毒性更大的嗎啡。這可倒好，戒了煙癮，卻染上毒癮，張學良的身子更虛弱了。

每次注射時，馬天池都在張學良的臥室里注射，但也經常到張學良的辦公室去，如果張學良在，就問需要不需要注射，如果張學良不在，就和趙吉春等人搭訕，“邊看桌上的材料、文件”。趙吉春說：“我們內差以他是醫官地位，身份比我們高，不在意這種事。”有一次，馬天池正在翻看，張學良突然回來了，發現了這一情況。第二天，就把馬天池辭退了。最后，趙吉春老人總結說：“從這些蛛絲馬跡上，完全可以看出，楊宇霆無時不施用各種手段監視、暗算著張學良將軍。”

關于此事，也有不同說法。學者湯紀濤在《張學良將軍兩臨上海的經過》一文中說，馬天池不是張學良辭退的，而是“逃之夭夭”了。張學良這才產生懷疑，拿去化驗，這才發現是嗎啡！

這么說來，楊宇霆似乎對張學良染上毒癮，難逃干系。本來，若真能幫助張學良戒煙，縱使楊宇霆擺出一副父輩的架子，也無可厚非。但事前，楊宇霆和馬天池并沒有告知真相，就顯出“陰謀”的意味了。如果趙吉春所說屬實，馬天池在借“扎針”為名，刺探情報，就是該殺了。附帶說一句，張學良是1933年才戒除毒癮的。若干年后，張學良曾自得地說：“不是我吹，一個人如果能把這煙戒了，那這個人就了不得！”

但這些都是枝節末梢，實際上，張、楊之爭，主要還是權力之爭。曾任張學良機要秘書的劉鳴九說，張學良和楊宇霆之間的矛盾，“主要表現在爭奪領導權的斗爭上。在事件的全部過程中，矛盾不斷發展，不斷激化，最后到了兩者不能并存的階段，遂演變成東北集團內部的流血事件”。《周恩來選集》第378頁附注說：“張學良為了加強自己的統治地位”，所以殺了楊宇霆和常蔭槐，這種觀點是經得起推敲的。

楊宇霆工于權術，一心培植自己的勢力。王永江主政奉天時，任用官吏要經過王的選拔，楊無從插手。但王去職以后，劉尚清、莫德惠繼任省長期間，楊宇霆便挾其威勢，安插黨羽，舉凡各縣縣長、稅捐局長、警察局長，有缺即補，隨后又進一步向吉林、黑龍江兩省發展。但楊并不滿足，還處心積慮地打算將他的嫡系日本士官派插進奉軍，企圖逐漸掌握東北實際軍權。但吳俊升、張作相是張作霖“創業”的伙伴，各有門戶，無從插手。于是他引用日本士官派的于珍，建立預備軍，大量儲備日本士官派嫡系軍官，并以帥府名義發出命令，凡軍官出缺，一律不得自行填補，必須由預備軍中調入補充。他認為用這個辦法，可將他的士官派陸續插進軍隊，奉軍也自然成為他的勢力范圍了。但郭松齡看出楊宇霆的用心，密告張學良并極力阻撓。楊宇霆和郭松齡交惡，這也是一個原因。

從史料上看，張、楊二人之間的權力之爭，以爭奪韓麟春遺下的“軍團長”之位為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