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意時，清白乃心，不納妾，不積金錢，飲酒賦詩，猶是書生本色；失敗后，倔強到底，不出洋，不進租界，灌園抱甕，真個解甲歸田”。 這是對吳佩孚最準確的評價！

吳佩孚(1874~1939)直系軍閥首領。字子玉，山東蓬萊人。秀才出身。1898年投軍，曾任北洋軍第三鎮曹錕部下管帶，第三師團、旅、師長。1919年五四運動時，以“愛國軍人”的姿態，反對在巴黎和約上簽字。后任兩湖巡閱使、直魯豫巡閱使。1923年殘酷鎮壓京漢鐵路工人大罷工，制造“二？七”慘案。1924年第二次直奉戰爭中，被奉系打敗。1926年其主力在湖北被國民革命軍打敗。1927年輾轉至四川。抗日戰爭爆發后，拒絕出任偽職。

在當時人眼中，國家統一的希望寄托在吳佩孚身上。因為南方仍做革命大夢的孫中山沒有實力，有實力的云南、廣西、廣東軍閥們各有算盤，歷史幾乎不用假設：只要吳佩孚一聲令下，他的大軍即可底定三湘并進而蕩平粵桂兩省，北京政府“武力統一”的夢想則指日可待！為了籠絡吳佩孚，段祺瑞親往前線勞軍，于1918年6月破格授予吳“孚威將軍”銜。但是，擔任代理總統的直系首領馮國璋與皖系總理段祺瑞爭權奪利，吳佩孚附和馮國璋，與段祺瑞相對抗。在捷報頻傳之際，吳反而突然按兵不動。

孫中山的護法運動失敗，他在5月即宣布辭去南方軍政府的大元帥職，孫在辭電中說下他一生中最好的名言之一：軍閥“南與北如一丘之貉”。但時人更欣賞的是吳佩孚，1918年8月，吳佩孚息兵湖南衡陽，他發出通電，反對段祺瑞的武力統一政策，主張南北議和，所謂“罷兵主和”。

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電報技術引入我國。但直到帝制與共和、中央與地方拉鋸戰的時代，電報才大派用場，通電成為軍政大員們政治表態最好的工具。在影響當政者決策國是方面，軍界諸侯的表態往往比學生的游行和教授的演講更有分量。在這些通電中，吳佩孚的通電是一二百軍閥中最為可圈點的通電了，他的通電出來，總是能夠為他帶來廣泛的聲譽。他為北京政府立下大功，大軍盤踞中原兩湖一帶，但他罷兵主和的理由卻讓任何人挑不出理由：“鬩墻煮豆，何敢言功？”“并非寇仇外患，何須重兵防守？對外不能爭主權，對內寧忍設防線？”

北京政府為吳的罷兵猜測不已，吳又公開宣布自己的“四不主義”：不做督軍，不住租界，不結交外國人，不舉外債。他后來實踐了自己的做人原則。吳的政治生命是微妙的，也是注定了的。他是秀才出身，不及曾國藩能夠“內圣外王”，又沒有李鴻章的條件，有一個大清王朝的平臺可依托可施展。

他的上面也是軍閥，處于風雨飄搖之中。沒有曾國藩、大清王朝、孫中山那樣政統、道統意識強大的力量為依靠，他就只能如傳統的軍人關羽、岳飛那樣為主盡忠，主公不行，他就只能以亞父、更準確地說是以長子自居行權獨裁。雖然他只是馮國璋、曹錕派系下的一個師長，但這種行權使他很快脫穎而出，成為全國軍政界的新星。

1919年，巴黎和會，列強瓜分我國的條約出臺，五四運動爆發，國人中呼吁拒簽和約的，是知識階級和一般民眾。而北京政府擔憂危及與西方列強的關系，大都主張接受這一條約。不到一周時間即5月9日，遠在湖南衡山的吳佩孚發言，這個“言人所皆欲言，諫人所不敢諫”的區區師長，直接向大總統徐世昌發出通電：“大好河山，任人宰割，稍有人心，誰無義憤？彼莘莘學子，激于愛國熱忱而奔走呼號，前仆后繼，民草擊鐘，經卵投石……其心可憫，其志可嘉，其情更可有原！”吳被輿論譽為“愛國將軍”。數日后，吳佩孚又致電南北雙方將領聯名通電，反對在《巴黎和約》上簽字，主張取消中日密約。那些手握重兵把守各地的督軍、省長們，也因此紛紛致電政府，表達愛國熱情，措詞強硬地要求拒簽“和約”。同年12月，馮國璋病死，吳佩孚成為地位僅次于曹錕的直系軍閥首領。

1920年5月，吳佩孚不聽段祺瑞的命令，自衡陽領兵北撤，隨后通電反對皖系“安福俱樂部”把持政權。他的通電是：“全國之大，能否盡為一人所盤踞？疆吏之多，能否盡為一黨所居奇？兆民之眾，能否盡為一人所鞭笞？”要求大總統徐世昌罷黜段祺瑞內閣。7月，直皖戰起，吳佩孚聯合奉系軍閥張作霖，大敗皖軍，段祺瑞政府倒臺，直奉兩系軍閥共同控制北京政府。吳的通電游戲使得徐世昌總統叮囑手下人：吳佩孚的態度不可不考慮。

吳的軍人造反顛覆了政府，按后來人們的史評，吳佩孚的這一舉動標志著北洋軍閥公開分裂，多數論者認為這是一場爭權奪利的不義之戰，戰爭給當時的中國社會帶來了較大的經濟損失，在政治上和軍事上削弱了北洋軍閥，外交上沉重地打擊了日本對華的侵略政策，客觀上一定程度地有利于中國社會的獨立和進步。但他通電謙稱：“此次興師討賊，原為民意所驅策，即戰勝結果，亦全國民意戰勝，非直軍戰勝也。此次戰勝逆黨，謬蒙各界贊揚，實則非軍隊之力，全勝于民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