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陳名夏的死因，史家有種種解釋，但大體不出“黨爭致禍”或者“滿漢矛盾犧牲品”諸說。實際上，圍繞著陳名夏的死叢集了很多矛盾，但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則是皇權與議政王大臣會議間的沖突。

順治十一年(1654)三月，清廷內翰林秘書院大學士兼署吏部尚書事陳名夏，因議政大臣寧完我所劾“結黨懷奸，情事叵測”十二大罪，被絞刑處死。對于陳名夏的死因，史家有種種解釋，但大體不出“黨爭致禍”或者“滿漢矛盾犧牲品”諸說。實際上陳名夏之死的一個重要原因，則是皇權與議政王大臣會議間的沖突。

順治七年(1650)十二月，多爾袞病逝。次年正月，十四歲的順治皇帝親政。濟爾哈朗立即卷土重來，操縱議政王大臣會議搶奪權力，對多爾袞的勢力進行殘酷清洗，順治因年幼而被撇在一邊。事實上，這一時期皇帝的意見動輒遭到否決。漸漸成人的福臨當然不愿再受人擺布，親政伊始，就迫不及待地傳諭議政王大臣，要求：“國家政務，悉以奏朕。”可當時的順治帝畢竟勢單力薄，不僅難與鄭親王等相頡頏，還不得不依靠議政王大臣會議的力量。

但不甘雌伏的順治，也在積極培植自己的勢力，以強化皇權的威嚴。既然滿洲親貴多以鄭親王馬首是瞻，順治不得不將目光投向朝中的漢官。順治親政初年，一方面議政王會議的力量得到迅速加強，另一方面，朝中漢官的權力架構也在重新改組。順治八年(1651)閏二月，順治將多爾袞時期備受恩寵的馮銓、李若琳、謝啟光等盡行罷黜，轉而大力提拔洪承疇、陳名夏、陳之遴等人。

在順治皇帝倚靠的這批漢官中，陳名夏隱然為其領袖。陳名夏(1601-1654)，字百史，一作伯史，今江蘇省溧陽縣人。崇禎十六年(1643)，中探花(進士一甲第三名)，被授為翰林院編修。順治元年(1644)十二月，保定巡撫王文奎將其薦入清廷，次年一月復故明原官，二月擢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順治八年(1651)閏二月，陳名夏與新遷都察院左都御史洪承疇、禮部尚書陳之遴等人共同甄別臺員，分諸御史為六等，升調降黜有差。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成是漢官權力結構的進一步調整。

但是受到貶斥的官員中立刻有人反撲。五月，外轉御史張煊、盛復選先后劾奏陳名夏等結黨營私，銓選不公。張煊本人曾受洪、陳等優遇，時常參議機密。因外轉之事懷恨在心，遂上疏舉告。疏中列陳氏十罪、二不法。好在吏部尚書譚泰袒名夏，奏稱：“名夏事在赦前;煊奏多不實，且先為御史不言，今當外轉，挾私誣蔑。罪當死。”順治“允其奏”，張煊處絞。陳、洪等人才算逃過一劫。

事隔不久，繼英親王阿濟格獲罪，多爾袞罪狀詔示天下，濟爾哈朗集團對多爾袞勢力的清算終于落到譚泰、陳名夏等人頭上。面對鄭親王等人的步步相逼，譚泰忍不住質問諸王：“為何排擠我！若有我不猶愈乎？”八月壬戌，譚泰終被治罪，順治不得已，匆匆將譚泰正法，為防事態進一步發展，但傳令“凡譚泰干連之人，一概赦免。”

即使這樣，陳名夏也在劫難逃。九年(1652)正月，鄭親王等再次審理陳名夏案。他起初曾厲聲強辯，百般遮蓋，后哭著下跪求饒，請求免去一死。順治帝非常鄙視他的行為，痛斥他為反復無常的狡詐小人，但考慮到自己曾下令凡吏部與譚泰有牽連之人不再懲辦，還是赦免了他的死罪，只是將他革職而仍支給俸祿，發正黃旗，并責令他思過、悔改。陳名夏逃脫一死，還得到正黃旗籍的庇護，其余不少人卻因牽連受禍。但應注意的是順治關于陳名夏案的態度頗堪玩味，實際上殺譚泰、貶陳名夏都出于某種外在壓力，并不得不洗清自己與譚、陳等人的關系，對攻擊者做出交待。

濟爾哈朗等人自得勢以來，不僅對多爾袞勢力殘酷打擊，對皇帝及代表皇族利益的兩黃旗勢力也不斷擠壓。順治對這種狀況耿耿于懷，并決心利用明朝舊制改革現狀。他首先加強對漢官勢力的扶持。十二月，順治宴請內大臣、大學士、漢尚書、侍衛于中和殿。賜大學士洪承疇、陳名夏、陳之遴及漢尚書高爾儼等朝服各一襲，為陳名夏制造復出的機會。十年(1654年)正月，順治對“朕自親政以來，各衙門奏事、但有滿臣，未見漢臣”的現象表示不滿，要求漢臣積極參與政事。這一時期，順治對熟悉故明舊制，又敢于任事的陳名復大力擢升，對“畏憚忌禍，不敢進諫”的陳之遴等則深致不滿。這位雄心勃勃的皇帝已不滿足于對朝廷制度的小打小鬧的改革，他要仿照以往舊制，從根本上實現皇帝的中央集權，以抗衡甚至制約議政王大臣會議的集體議政制。

自順治親任漢官以來，內外漢官的文化優越感就已經被充分激發起來。他們不敢在大政方針上有所建言，卻不斷要求皇帝習經書、讀通鑒、開經筵等等，意在促使皇帝提高對漢文化的認同，進而提高漢官的政治文化地位。現在有了皇帝的進一步支持，在還未等搞清時局發展的情況下，便迫不及待行動起來。正月十九日，京畿道監察御史吳達上《特參內院大臣之非以端之》本，稱“未聞沖齡御世，聰明軼于百王，而大小臣工臃腫聚于一時，開代之初即抱有君無臣之嘆如今日者也。”矛頭即指向朝中滿官。二月初，詹事府少詹事李呈祥上疏請部院衙門裁去滿官，專用漢人。種種跡象表明，朝中漢官對滿人擅權的強烈不滿，在尚未深思熟慮的情況下突然傾瀉出來。

吳達的奏本和李呈祥的上疏激起了軒然大波。在舉朝滿臣的強烈要求下，吳達的上本被付諸廷議。盡管吳達再三解釋，也逃不了被貶的命運。李呈祥的奏疏更是觸犯滿臣的眾怒，連順治也認為：“李呈祥此疏大不合理”。

皇帝的本意只是借漢官的支持從而擺脫議政會的掣肘，使自己獨攬大權，絕不可能將政權拱手交回漢人手里。為了自已和皇族的利益，他可以暫時與漢官聯盟，但當滿漢矛盾突然尖銳起來，他的立場不得不偏于滿方。在這樣的事件中，順治突然意識到漢官思想深處對當前政權的敵對，就自然而然對他們的忠誠起了懷疑，倚靠他們恢復舊制的熱忱也日漸消退。

四月，明朝降將、總兵任珍因私殺家屬而被革職，又口出怨言而被奴脾告發，終被逮捕。刑部的滿族官員議決要將他處死和抄家，以陳名夏為首的27名漢臣卻認為任珍罪不該殺，又不敢明說，只是拖延搪塞。在滿官的參奏之下，順治帝不得已曾將陳名夏定為死罪，后改為降官職二級，罷去吏部尚書之職，并嚴厲警告他要痛改前非.

次年，陳名夏的死敵寧完我成為滿洲議政大臣，這一次滿洲貴族對陳名夏展開了致命的打擊。三月一日，寧完我上章彈劾陳名夏，說他懷奸結黨，奸亂日甚，黨局日成，是“南黨”“黨首”，對國家危害甚大。還羅列了他的八大罪狀，如屢次違法亂紀，蒙寬恕而陽奉陰違，還倡言“留發復衣冠，天下即太平”;升擢官吏不公、包庇罪臣;私抹票擬公簿，甚至更改書稿;與科道官勾結成黨;利用職權圖謀私利;縱容兒子陳掖臣在南京凌暴鄉鄰，侵占官田，收受賄賂。

對陳名夏的彈劾，也有警告皇帝之意。順治無奈，只有將他交給大臣們審理，并被定為斬刑。順治后又允其留全尸，于同年三月絞死。陳名夏一死，順治皇帝及清初漢官的改制之夢也就徹底破滅了。終順治一朝，皇帝始終生活在議政王大臣會議勢力的籠罩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