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五千年的歷史上，有雄才大略的明君，也有昏庸懦弱治國無策的昏君；有名垂千古的治世之能臣，也有遺臭萬年誤國害民的佞臣。俗話說，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其實，明君與能臣，昏君與奸臣，都是相伴而生的。君主的慧眼識人知人善任，是其能力的最大值。準確辨別臣子的忠奸與才能，是成人臣為人君者的能力的核心。

每逢亂世，每遭國難，多肇始于上昏而后下佞。秦朝時，趙高煽動胡亥，矯詔殺死太子扶蘇，并擁立胡亥為帝。秦二世胡亥在位期間，趙高專擅朝政，指使皇帝更為法律，誅戮宗室、大臣，對異己則捏造罪名加以迫害，并且在秦二世面前“指鹿為馬”。東漢末年，炎劉皇帝昏潰無能忠奸不辨，于是，一群侍其左右的宦官大肆迫害其忠臣良將，任用大批貪婪而無能的庸才佞臣，隨之而來的，則是群雄并起天下大亂。隨后的隋代有宇文化及，唐代有來俊臣、李林甫，宋代有高俅、秦儈、賈似道，明代有嚴蒿、魏忠賢，清代有和坤。市儈小說雜曲中，說的多是奸臣誤國亂政，提及帝王昏庸無能龐信奸佞的，往往也將大部分責任推到奸臣身上。

正所謂上梁不正下梁歪。表面上看奸臣為自己，自私奸詐，蒙蔽君主。可是君主何嘗不是因為自私，唯恐有人傷害到自己的統治而盲目的寧枉勿縱才成為昏君的呢？

試問秦檜如果沒有宋高宗的授意，他敢殺岳飛嗎？岳王墓前，白鐵鑄造著秦檜、王氏、萬俟卨、張俊等四人跪像。低頭面向石墓，遭人啐罵，還經常有人鼓勵小孩在鐵像上小便，以示侮辱。跪像后有楹聯，上書“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鐵無辜鑄佞臣。”此像始鑄于自明正德年間，當時曾有人道：“何不鑄一高宗像于前”。他卻不知，此事雖是他朝之事，也不可反譏，否則一個借古諷今、指桑罵槐、含沙射影的罪名，足可以滅其九族。比如清乾隆年間，江西德興的祝庭諍，為教兒孫讀書，自編一本《續三字經》，被人告發。官府查抄發現書中對“于帝王興廢，尤且大加誹謗”，如寫元朝有“發披左，衣冠更，難華夏，遍地僧”句，“衣冠更”是指改穿著，“難華夏”是華夏遭難，“遍地僧”是全部光頭，雖說是說元朝，認為是影射當朝“明系隱寓詆清”。于是判祝庭諍開棺戮尸，十六歲以上子孫輩斬立決。

當年一心想靠洋務運動重興大清國威的李鴻章，雖然也曾建立起一支遠東最大的艦隊——北洋艦隊。可在甲午戰爭失敗，北洋水師全軍覆滅后，馬關條約一簽，他也成了攬過錯于一身千夫所指的大奸臣。當時的滿清官員中，大呼殺李鴻章以謝天下的大有人在，更多的民眾也把喪權辱國之罪責統統加到他的身上，仿佛就是一個李鴻章把大清天下搞得一團糟，殺了他天下便太平。賣國賊的帽子李鴻章一戴就是一百多年。而其后的慈禧太后，哪里有反躬自問的懺悔，只是懊惱此事給自己的六十大壽慶典帶來了陰影。其實無論忠臣奸臣，皆皇上的替罪羊。何時以忠臣替，何時以奸臣替，要視具體情況，隨機而定。

縱觀中國數千年歷史，奸臣皆因君主的昏庸而生，世亂多由君主的無能而致。賢明君主的朝堂前，沒有奸臣的立足之地；一個奸佞成群亂臣當道的時代，主上的賢明早已蕩然無存了。善者不能用，惡人不能除。受蒙蔽、受蠱惑、不知道、不了解，所有這一切，不過是為正統君主開脫的修辭罷了。百姓的愚昧或可使亂世一時而不得治，那種受封建正統觀念桎梏不思擇賢而事的思想，則遺害至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