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歲以前基本是個平庸的人

曾國藩的一生辦過很多大事，而且手段都非常高明、精明。但其實曾國藩的智商并不是特別高，從家庭遺傳的角度來看，曾國藩的父親曾麟書在讀書的時候腦子就很笨，從十幾歲開始考秀才，一直考到43歲，前后足足考了17次，最后頭發已經花白了，才中了一個秀才。曾國藩自己的科舉道路，一開始和他的父親有點像。前6次考秀才都失敗了，一直到第7次才勉強中了一個秀才。為什么說是“勉強”呢？因為他的名次是倒數第二。

關于曾國藩的天資，當時人就有很多議論。他的朋友左宗棠經常在和一些親友的通信中評論曾國藩，說曾國藩“欠才略”、“才太短”、“才藝太缺”，“兵機每苦鈍智”。他的學生李鴻章當他的面說他“儒緩”，說他做事反應太慢。

曾國藩在30歲以前，性格方面有很多平常人常有的缺點和毛病。在他到北京做官之后，他每天用于社交的時間特別多，到處去喝酒、聊天、聽戲、下棋，用于讀書的時間特別少，讀書也往往坐不住。有一次，翰林院放了40天的假，在假期結束的時候，曾國藩在日記中做了一個自我總結，說自己這40天做了什么事情？除寫了幾封家書之外，什么事都沒做，稀里糊涂就混過去了。

他為人傲慢、修養不好、脾氣比較暴躁，曾經和別人發生過幾次比較嚴重的沖突。其中一次是和同鄉的一個京官鄭小山，兩個人因為吃飯的時候意見不合就打了起來。什么臟話都罵了出來，甚至“問候”了雙方的親人。曾國藩過后感到非常后悔，說自己這種舉動太有辱斯文了。

所以30歲以前的曾國藩，在很多方面都是一個很平庸的人，和我們后來印象中人格完美無缺的圣人有非常大的差距。

痛自反省，學做圣人

為什么后來曾國藩能夠脫胎換骨，能夠刻苦地自我修煉呢？這個也跟他到北京當官分不開。曾國藩在北京見到了很多大儒、大學者，他很受觸動。同時在做了官之后，曾國藩身上就沒有作八股文的壓力，他就開始有時間從容地研究一些學問。那時候一個讀書人必不可少的是要研究理學，理學的一個基本理論就是每個人通過自我磨煉都可以成為圣人，每個人都有圣人之志。所以在30歲的時候，曾國藩覺得三十而立，不能像以前那么混下去，要脫胎換骨，重新做人，學做圣人。

曾國藩學做圣人是如何入手的呢？說起來很簡單，他學做圣人就是從寫日記開始，用工整的蠅頭小楷，把自己每天的所作所為，每天早晨一睜眼到晚上睡覺所做的事情，特別是把不符合圣人標準的都摘出來，痛自反省。在日記當中，他還給自己定下每天攻克的下限，每日讀史十頁，每日記茶余偶談一則，每日讀一經，隔三差五地練習作文。有了日記的這一工具之后，曾國藩工作、學習的效率大為提高。

在立志自新之后，曾國藩馬上就想起和鄭小山打的那一架，雖然這一架兩個人都有毛病，但是要改過，就要反求諸己，要在自己身上找原因，而且要改過就要從速。所以曾國藩馬上到鄭小山家登門拜訪、賠禮道歉。鄭小山也很感動，留曾國藩吃飯。于是兩個人重新和好如初。

生活狀況一般

一般來講，大家對曾國藩的爭議就集中在曾國藩到底是一個真誠的人還是虛偽的人。很多人說曾國藩是一個很真誠的君子、圣人，但也有相當多的人認為曾國藩是一個虛偽的人，是一個老奸巨猾的人，他的一舉一動都為了升官發財。一個人的經濟收支是一個人生活中非常隱秘的方面，通過對這一方面的了解，我們往往可以界定這個人的真偽。

《湘鄉曾氏文獻》當中有一本曾國藩道光二十一年前后的賬本，因為曾國藩這個人心很細，做京官期間，經濟很緊張，曾國藩每天的生活都要記賬。通過這個資料進行一個梳理，就可以看到曾國藩一生經濟收支的基本脈絡。

先說曾國藩在做京官時的經濟狀況。道光二十年，曾國藩中了進士，被皇帝授予從七品的翰林院檢討的官職，這相當于今天國務院政策研究室的副處級以上的研究員，經常要見各部的長官，有時候還要見皇上，經常給國家起草一些文章。但他的經濟狀況可以用一個字概括——窮。比如道光二十二年，曾國藩的一個仆人叫陳升，跟主人吵了一架。主人跟仆人吵架這也是經常的事情，但是陳升吵完架之后卷起鋪蓋走人了，到另外一個官員家里去攀高枝去了，為什么呢？因為曾國藩家生活水平太低了，經常拖延他的工資，吃的也不好。所以這個事使曾國藩很受刺激，然后就寫了一個傲奴詩，說“胸中無學手無錢，平生意氣自許頗，誰知傲奴乃過我”。手里沒錢，仆人都瞧不起自己，一個仆人比自己都傲慢。為什么這么窮呢？這就因為清朝的低薪制。

用清代的一兩白銀能夠買多少大米來進行換算，大概一兩白銀相當于今天的200元人民幣，曾國藩一年的工資大概相當于現在24000元人民幣。這個錢如果對今天的一個京漂來講都是非常困難的，何況曾國藩拖家帶口。當時一個京官的支出是多少呢？在道光二十一年曾國藩全年花了458兩1錢9分白銀，財政赤字是333兩5錢4分。

咸豐十年（1860年），曾國藩當上了兩江總督。此時曾國藩的收入是多少呢？155兩，和他做京官時期差不多。但這僅僅是一個名義上的工資。清代總督和巡撫最主要的收入是規費，用通俗的話講就是灰色收入。總督級的官員，規費的平均年收入是18萬兩，相當于3600萬元。如果曾國藩的收入真的這么多的話，他可以是全大清帝國數一數二的高收入者。收入能夠有如此天翻地覆的提升，曾國藩的生活水平提升了多少呢？

曾國藩的生活水平確實和做京官時有天翻地覆的變化，但不是提高了，而是降低了。首先在穿衣方面，曾國藩在總督時期，不僅是穿衣樸素，而且到了不修邊幅的程度。這一印象得到了外國人的印證。洋槍隊的首領戈登，在同治二年到安慶和曾國藩有一次見面，戈登的隨員寫了一本回憶錄，提到了這次會面。這些外國人驚訝地發現，堂堂兩江總督，衣服陳舊、打皺，還有斑斑的油漬，就是吃飯的時候不小心落的油漬。為什么曾國藩當總督的時候穿衣反而不講究了呢？原因很簡單，因為在兩江這個地盤上，曾國藩就是最大的官員，他沒有上級可以覲見，來見他的都是下屬，他可以隨便一些。

非典型清官

曾國藩的資料中有一件有意思的功課表，這是他給總督府的女眷定的。因為曾國藩不允許在總督府內雇傭太多的仆人，人手不夠用，曾國藩要求自己的女眷自力更生，自己動手做家務活。同治七年，曾國藩給女兒、兒媳婦定了一個工作日程表。每天早飯之后要做小菜、做點心、做酒漿，叫食事。上午紡花或織麻，叫衣事。中飯之后做刺繡之類的細工。晚上還要做鞋，這是粗工。所以總督府的女眷從早上睜開眼到晚上休息，幾乎歇不了。如此的總督府家眷，我相信在大清王朝肯定找不到第二家。當時每天晚上，在南京的總督府里，曾國藩在一邊秉燭批閱公事，他的女眷在一邊點燈織布，應該說這是中國歷史上非常動人的畫面。這是曾國藩的清廉表現。

與此同時，他身上也有“濁”的一面。曾國藩也大吃大喝，在同治十年（1871年），曾國藩有一次到蘇州去檢查工作，他每天大部分的日程是請客吃飯。到臨走前，他也擺了兩桌請蘇州的官員。這種做派和晚清的任何一個官員的做派都是一樣。同時曾國藩晚年也要給在京的京官送冰敬、炭敬，總數達幾千兩白銀。

曾國藩在官場上最大的一筆應酬發生在同治七年（1868年），因為這一年他從兩江總督調任到直隸總督，他到北京去陛見慈禧太后和皇帝。出京的時候，按照當時官場的慣例，要給在京的官員送筆別敬，也就是分手禮。花了14000兩白銀，他覺得還不是很豐厚，和別人相比，錢數還不是很多。

總結曾國藩一生的經濟收入和支出，我認為曾國藩是一個非典型的清官。一方面，他確實是清得問心無愧，并沒有把一分錢納入自己的私囊。但另一方面，他的 “清”和中國傳統歷史上的清官做法不一樣，他不像海瑞這些清官，清可見底，嚴格遵守國家的規定，國家規定不能拿一分錢，一分錢都不拿；國家規定不能辦的事兒，一點也不辦。我覺得這樣的清官是門面式的清官，做不了任何實事。如果一個官員清到這種程度，就會成為官場上的公敵，大家都不會認可你。因為你這種做法顯然暗示了別人都不清廉，你在官場上不可能有任何朋友，不可能有任何支持自己的力量。

曾國藩有一句話，他說“尤不愿得清官之名”，就是說他不想讓別人認為自己是一個清官，他這種和光同塵、遵循官場的明規則和潛規則的做法，一定程度上緩和了他自己和官場的沖突，有利于他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調動各方面的資源，為社會辦一些大的事情。所以我認為曾國藩他是一個內清而外濁、內方而外圓的一個非典型的清官。

懂風水，但不獨占好墳地

曾國藩比較會相面，每次接見生人的時候，有一個習慣，先不和你說話，讓你坐在座位上，從上到下打量你，看上幾分鐘，然后再開口。這個習慣挺嚇人，但曾國藩自己認為這是他鑒別人才的一種方式。

此外，曾國藩還會算卦，在他帶兵打仗的時候，每一次遇到軍事上舉棋不定的時候，他都要翻開《易經》自己算卦，這種記載在他的日記中有15條之多。曾國藩還相信托夢、風水等。

其實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特別是在理學中，鬼神、風水是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曾國藩是一個理學家，所以他迷信鬼神，研究風水，在當時并不是什么見不得人的事情，是一件非常光明正大的事情。

既然懂風水，曾國藩對自己將來葬地的風水當然不可能沒有任何考慮。曾國藩晚年有一個朋友叫馮樹堂，這個人非常善于查風水，晚年他自告奮勇對曾國藩說，要到湖南給曾國藩找墳地。曾國藩很高興地答應了，馮樹堂回到湖南之后，挑了整整半年多時間，給曾國藩找了一個上好的萬年吉地，這個地方在湘鄉的東臺山。馮樹堂給曾國藩寫信匯報說，東臺山的風水實在是太好了，如果曾國藩將來葬在這個地方，可以保證后世代代出舉人、出進士。沒想到，曾國藩回信說，這塊地我不能要。因為這塊地太好了，它關系到一縣的文運，如果我埋在這兒的話，湘鄉縣的文運都被我曾家占有了，就會妨礙別人家文運的興盛。這種事兒，我不會做。所以你再給我挑一塊地，不用太好，只要能夠保佑我的子孫平安就可以了。所以曾國藩去世之后葬在另外一個地方。即使在風水、迷信這一類事情上，也可以反映出曾國藩人格的與眾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