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的中興名臣之一曾國藩是位什么樣的清官？

曾國藩是中國近代史上備受人們關注的風云人物。他作為一個普通的農家子弟，以并不超絕的資質，“文能應試，武能殺人”，后來挽狂瀾于既倒，扶大廈于將傾，被譽為“中興第一名臣”。那么在腐敗成風的晚清，他又是什么樣的清官類型呢？

我們從曾國藩生活狀況來揭開他是否清廉的神秘面紗。先說曾國藩在做京官時的經濟狀況。道光二十年，曾國藩中了進士，被皇帝授予從七品的翰林院檢討的官職，這相當于今天國務院政策研究室的處級研究員，經常要見各部的長官，有時候還要見皇上，經常給國家起草一些文章。但他的經濟狀況可以用一個字概括——窮。比如道光二十二年，身為翰林院檢討的曾國藩與仆人陳升發生了一場沖突。因為窮困拮據而脾氣又大，曾國藩早已被陳升看不起，在這場口角沖突后，陳升卷鋪蓋另尋高枝去了。這件事使曾國藩頗受刺激，還寫下了一道《傲奴》詩：“？？胸中無學手無錢，平生意氣自許頗，誰知傲奴乃過我！”意思說，手里沒錢，仆人都瞧不起自己，一個仆人比自己都傲慢。

另一件例證更有說服力。曾國藩為人重感情，對親戚關系十分重視，稍有余力，必加周濟。道光十九年十月曾國藩進京為官前，曾專門去看望幾位母舅。當時他的大舅已年過花甲，卻“陶穴而居，種菜而食”，過著半野人的生活。曾國藩不覺“為惻然者久之”。他的二舅江永燕送他走時，向他預約工作說：“外甥做外官，則阿舅來作燒火夫也。”南五舅一直把他送到長沙，臨別握著曾國藩的手說：“明年我親自送外甥媳婦（曾國藩的妻子）去北京。”那意思是到北京跟曾國藩享兩天福。曾國藩說：“京城苦，舅勿來。”南五舅說：“好吧，但是我早晚得找到你當官的地方呆兩天。”說話間已然泣下。曾國藩進京為官，使得所有親戚對他寄予厚望，認為天子腳下的翰林公只要稍一援手，就能使他們的生活天翻地覆。然而，曾國藩當官已好幾年，卻沒有余力周濟他們。五年后江永燕貧病而死，沒沾到外甥一點光。大舅依然沒有房住，南五舅也沒能到北京享福。

為什么曾國藩這么窮呢？這就因為清朝的低薪制。用清代的一兩白銀能夠買多少大米來進行換算，大概一兩白銀相當于今天的200元人民幣，曾國藩一年的工資大概相當于現在24000元人民幣。這個錢如果對今天的一個京漂來講都是非常困難的，何況曾國藩拖家帶口。當時一個京官的支出是多少呢？在道光二十一年曾國藩全年花了458兩1錢9分白銀，財政赤字是333兩5錢4分。

咸豐十年（1860年），曾國藩當上了兩江總督。此時曾國藩的收入是多少呢？155兩，和他做京官時期差不多。但這僅僅是一個名義上的工資。清代總督和巡撫最主要的收入是規費，用通俗的話講就是灰色收入。總督級的官員，規費的平均年收入是18萬兩，相當于3600萬元。如果曾國藩的收入真的這么多的話，他可以是全大清帝國數一數二的高收入者。收入能夠有如此天翻地覆的提升，曾國藩的生活水平提升了多少呢？

曾國藩的生活水平確實和做京官時有天翻地覆的變化，但不是提高了，而是降低了。首先在穿衣方面：曾國藩在總督時期，不僅是穿衣樸素，而且到了不修邊幅的程度。洋槍隊的首領戈登，在同治二年到安慶和曾國藩有一次見面，戈登的隨員寫了一本回憶錄，提到了這次會面。這些外國人驚訝地發現，堂堂兩江總督，衣服陳舊、打皺，還有斑斑的油漬，就是吃飯的時候不小心落的油漬。當然，曾總督穿著樸素，也印證了他不擺官架子。其次是他給總督府女眷的規定可見端倪：因為曾國藩不允許在總督府內雇傭太多的仆人，人手不夠用，曾國藩要求自己的女眷自力更生，自己動手做家務活。同治七年，曾國藩給女兒、兒媳婦定了一個工作日程表。每天早飯之后要做小菜、做點心、做酒漿，叫食事。上午紡花或織麻，叫衣事。中飯之后做刺繡之類的細工。晚上還要做鞋，這是粗工。所以總督府的女眷從早上睜開眼到晚上休息，幾乎歇不了。如此的總督府家眷，恐怕在大清王朝肯定找不到第二家。當時每天晚上，在南京的總督府里，曾國藩在一邊秉燭批閱公事，他的女眷在一邊點燈織布，應該說這是中國歷史上非常動人的畫面，更是曾國藩的清廉佐證。

與此同時，曾國藩也有不光彩的一面。為報銷軍費給回扣。清代各部書吏都有不匪的灰色收入，甚至吏比官富。據《李鴻章全集》載：曾國藩、李鴻章委托關系跟戶部書吏勾通，書吏的胃口很大，要求給一厘三毫的回扣（就是報銷一百兩給一兩三錢）。當時湘軍、淮軍要報銷的軍費是3000多萬兩銀子，按一厘三毫算“部費”需要40萬兩，相當于現下人民幣8000萬元。當然，曾、李二人也并非等閑之輩，皇帝和慈禧太后都要對他們二位理讓三分，書吏自然也給面子，最后經過一番討價還價，以回扣8萬銀子（人民幣1600萬元）了事。

曾國藩在官場上最大的一筆應酬發生在同治七年（1868年），因為這一年他從兩江總督調任到直隸總督，他到北京去陛見慈禧太后和皇帝。出京的時候，按照當時官場的慣例，要給在京的官員送筆別敬，也就是分手禮。花了14000兩白銀，他覺得還不是很豐厚，和別人相比，錢數還不是很多。曾國藩也大吃大喝，在同治十年（1871年），曾國藩有一次到蘇州去檢查工作，他每天大部分的日程是請客吃飯。到臨走前，他也擺了兩桌請蘇州的官員。這種做派和晚清的任何一個官員的做派都是一樣。同時曾國藩晚年也要給在京的京官送冰敬、炭敬，總數達幾千兩白銀。

總體來說，堪稱晚清完人的曾國藩并非完人，他的清官形象也有污點。但在腐敗成風的清代官場大環境下，他清廉得問心無愧，最起碼沒有把錢納入自己的私囊。從另一方面看，他的“清廉”和中國傳統歷史上的清官有區別。其實，歷史上像海瑞這樣清可見底的清官屈指可數，更像是百姓一廂情愿的“木偶”。曾國藩曾說“尤不愿得清官之名”，就是說他不想讓別人認為自己是一個清官。他遵循官場的明規則和潛規則的做法，一定程度上緩和了他自己和官場的沖突，有利于他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調動各方面的資源，為社會辦一些大的事情。從這個意義上說，曾國藩這種內清外濁、內方外圓的清廉更顯真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