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可立(1562-1633)，字禮卿，號節寰，又號閑閑居士，睢陽衛籍，睢州城內人。舉明萬歷十七年(1589)進士，官至兵部尚書太子少保，以子袁樞官河南參政贈光祿大夫太子太保。歷明萬歷、泰昌、天啟、崇禎四朝皇帝，為“四朝元老”之臣，誥“五世恩榮”之賞。

萬歷十九年，當其初出蘇州府推官(正七品)之時，太守石昆玉以廉直著稱，按治豪橫而忤應天巡撫李淶，巡撫反誣石太守(正四品)有罪，可立百辯雪其冤。“讞成，(袁可立)對中丞(巡撫)誦之，其聲瑯瑯。中丞愧甚，舉屏自障。公讀法聲益厲，中丞遂自劾去(黃道周《節寰袁公傳》)。”萬歷二十二年，太宰上其事，擢袁可立山西道監察御史，離蘇之日，吳地百姓簞酒相留，哭送百里不絕。一日，袁可立巡視北京西城，遇到皇帝弄臣殺人，有司不敢問，可立重捶抵罪，即有人持重金至可立門上，袁可立勃然大怒道：“殺人者死，朝廷法也，即弄臣顧可脫乎？吾知有三尺，不知弄臣”。遂將弄臣正法于市，萬民呼“袁青天”，以是觸怒權貴。

萬歷時皇帝寵信后宮，弄權誤國，朝綱廢弛。二十三年九月，京師地震，景德門遭雷擊，可立上疏針砭朝政：“近年以來，議論茲多，致干圣怒，擯斥不下百十余人。豈言事諸臣盡不可用耶？如使諸臣為濟私，孰與緘口持祿，附會保全之為便？使諸臣為市恩，孰與將順曲從，得君固寵之為愈？使諸臣為沽忠賣直，亦必其人有懷忠慕直之心，恥為依回淟涊之態者。如概棄不用，臣恐謇諤之士不蒙甄錄，相率噤口結舌，國家大事誰復為皇上言之！(《睢州志》)”疏上，奪俸一年。可立不為動，再次上疏直指皇帝：“禮祀不親，朝講未視，章奏不以時批答，廢棄不皆錄用，傳造日增，賞罰日濫，非所以盡修省之實。(《睢州志》)”。疏上，觸怒神宗皇帝，于萬歷二十四年正月初十將袁可立削職為民，沉冤達二十六年之久，朝中大臣為袁可立鳴冤者十數年不絕，帝皆不聽，史稱“震門之冤”(錢謙益《牧齋全集》)。

泰昌元年(1620)，沉冤得以昭雪，起袁可立尚寶司司丞，歷太仆寺少卿，升左通政。泰昌皇帝嘉獎道：“一朝抗疏，二紀歸田。口不言事，恥漢人部黨之名;退不忘君，有楚尹毀家之風”(錢謙益《牧齋全集？尚寶司少卿袁可立授奉直大夫》)。后來的天啟皇帝也褒獎道：“李署牽絲，冤早清于砑石;柏臺焚草，直益奮于埋輪。因門震而進鯁言，糾繩切摯，觸嚴譴而同蠖伏。(《天啟誥命卷》)”

一介文官卻敢力主遼務

天啟二年(1622)，封疆多事，遼陽、廣寧相繼失陷，遼東經略袁應泰自殺，熊廷弼和遼東巡撫王化貞遭逮捕論死。朝野震動，京師戒嚴，人人視關門為死地，百官噤口以圖自保。袁可立卻在此時大膽提出七項建議，大略言：“關外殘兵瓦解云散者不下數萬，宜收其殘，省調募西兵便。聞敵令婦女乘城，驍悍皆赴利以犯我，宜會兵搗之，踏其虛，可夾擊也。……公奏宜守御筑墉，養馬增士卒，習騎射。至于京營老弱虛冒，不宜緩綜，復多藏糧米以備之。尤宜破格用人，圖復建驃騎之功，以佐縣官之空乏。籠天下鹽鐵之利，則軍帥無侵漁，逴行無絕餉，而中國可高枕矣……(王鐸《太子少保兵部尚書節寰袁公神道碑》)”，所言為天啟皇帝一一嘉納。天啟二年(1622)四月十四日，加袁可立右僉都御史“巡撫登萊等處地方、備兵防海、贊理征東軍務”。“ 當遼廣繼陷之時，憂水濱之可問。值登萊匱亟之會，命飛挽，以專征。而爾振迅宏才，旌旗立為色變。……惟爾運籌師中，坐看有截海外，朕寬東顧” (《天啟誥命卷》)。 “于時毛文龍诪張于島上，劉愛塔恫疑于沓渚，熊王之案持于內，崔霍之交盤于中”(黃道周《節寰袁公傳》)。他上任后，銳意規劃，整肅軍紀，練兵用戚繼光“水軍先習陸戰”之法，士氣為之大振，數年之間，滿人不敢犯境。

天啟三年二月，袁可立設奇策反收降清太祖努爾哈赤的女婿劉愛塔。上疏道：“今二月內，總兵沈有容執有生員金應魁奴酋偽授世襲總兵駐復州劉興祚即劉愛塔密稟一紙，內稱彼欲反正內應，以報中國，因求臣免死加銜牌票。臣念遼陽以納降陷城，廣寧以判官誘敗，興祚之言未可憑信。又思因間用間，實兵家妙用。……當此時也，乘寧前駐防之眾，朝鮮助兵之初，大兵出關東下，旅順犄角夾攻，宣川擁鮮眾而應，恢復之功似有可圖者。但謀貴萬全，兵須審勢，知彼知已，能為可勝，是又當慎圖之耳” (《明熹宗實錄》卷三十六) 。盡管后來由于閹黨迫害導致袁可立的離任而使這一誘降計劃受阻，但劉愛塔還是在崇禎初年歸順明朝并最終戰死疆場，這是明清戰爭史上明朝誘降滿清級別最高的將領，為遼東間諜戰之著名戰例，至今為研究明清戰爭史者所稱道。

撫登期間，袁可立認真總結了此前王化貞和袁應泰失敗的教訓，在戰略上表現得比較靈活。 “敵令婦女乘城，驍悍皆赴利以犯我，宜會兵搗之。(乘)其虛，可夾擊也”(王鐸《節寰袁公神道碑》)。東閣大學士兼兵部尚書經略遼東軍務孫承宗與袁可立共議戰守，十分倚重。 “讀后先大疏，皎皎揭日月，行中天而底里洞徹，殊令人可味，可展布四體，仰酬國恩” (孫承宗《高陽集？答袁節寰登撫》)

袁可立撫登三載，厲兵秣馬，積有戰船四千艘，組成了一支五萬余人的水陸師軍隊，與樞輔孫承宗、侍郎畢自嚴戮力策應，形成“百里棋布，鼎足傳烽”的犄角之勢，確保了明朝沿海疆域一帶的平安，并大大牽制削弱了后金對明山海關一帶的戰斗力。袁可立拓地筑城，打造戰艦，招集流民，步步向前推進海上防御，使具有雄才大略的努爾哈赤不得不就地蜷縮無以西窺。天啟皇帝嘉獎道：“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袁可立清任以和，直方而大;精神折沖于千里，文武為憲于萬邦”(《天啟誥命卷》)。

明末陸路受阻，朝鮮歸登撫節制。天啟三年，屬國朝鮮弒君篡權，違背明朝所堅守的綱常倫理普世價值，袁可立力主出兵討伐。五十年后倘為朝鮮君臣所忌恨，在清廷開館延修《明史》之際曾派專使來中國在清朝康熙皇帝面前大告前朝袁可立的御狀，《永憲錄》和《池北偶談？朝鮮疏》都有記載。由于袁可立在明末抗清斗爭的軍事統帥中是堅定的主戰派，并在其任兵部左侍郎時與袁崇煥的“議和”形成對立，而建州之事又是滿清統治者所最不愿談及的事情，終清一朝整個史界對袁可立十分忌憚，所涉傳記史料均遭刪削，陸時化《吳越所見書畫錄》因載有董其昌所撰《節寰袁公行狀》冊和《重修宋忠武岳鄂王精忠祠記》冊，二文多有所謂“詆斥滿洲語句”，該書及其作者竟因此險遭毀版和殺頭之災。

當其之時，“一方豪杰皆在老公祖(袁可立)幕下”(高攀龍《答袁節寰中丞》)。他運籌帷幄，指揮大將軍沈有容、節制悍將毛文龍多次挫敗后金對明朝沿海一帶的侵擾，取得了夜襲金州等戰役的勝利。袁可立為了向前推進沿海防御，曾為毛文龍向朝廷請求糧餉，由此遭到一些保守人士的反對和非議。袁可立御文龍多得牽制之功，并受到朝廷嘉獎，是登萊十三任巡撫中最有作為的一個。天啟三年十月，皇帝嘉獎道：“巡撫僉都御史袁可立厥治行勞哉，賜汝朱提文蟒。汝嘉而毛帥驕愎不協，蠱于兵，滿蒲昌城襲報用敢獻功。”但毛文龍漸漸驕縱，袁可立奉旨核查他的戰報和軍餉，由此為毛所忌恨。時朝中閹黨橫行，毛令人多方詆毀可立，袁可立七上疏辭官予告。可立去，毛文龍無人能御。沈有容是袁可立幕下總兵，曾在平倭和收復臺灣及抗清戰爭中立下過赫赫戰功。此次東征為老將出山，正于國家危難之際，登萊巡撫袁可立十分倚重之。然登州總兵沈有容并不滿于東江總兵毛文龍依仗閹黨勢力的跋扈，二人矛盾日深。 “登撫(袁可立)倚重沈帥而與毛帥相左”(畢自嚴《石隱園藏稿》)。天啟四年，魏忠賢當權，葉相高、趙南星、高攀龍、左光斗等清流高官相繼遭罷，袁可立也于此時再次遭貶。袁可立去，沈大將軍無所依，決然隨去。自此，初具規模的登萊防務永不可為。

天啟四年(1624)五月二十一日，袁可立在登州公署中看到了數年難得一遇的海市蜃樓：“島下先涌白氣，狀如奔潮，河亭水榭，應目而具，可百余間，文窗雕闌，無相類者。中島化為蓮座，左島立竿懸幡，右島化為平臺，稍焉三島連為城堞，而幡為赤幟。睢陽袁可立為撫軍，時飲樓上。忽艨艟數十揚帆來，各立介士，甲光耀目，朱旗蔽天，相顧錯愕。急罷酒料理城守，而船將抵岸，忽然不見，乃知是海市”(趙吉士《寄園寄所寄》)。遂詩興大發，在蓬萊閣上留下了千古不朽的名篇《觀海市詩》，成為中國古代罕見的 “海市”實錄。字由董其昌代筆書寫，溫如玉刻石，成珠聯壁合之珍品。西元一九九四年河南睢縣圖書館館長劉學升將這一珍貴石刻復制到袁可立的別墅睢縣袁家山上，使其得以回歸故土，傳為睢陽文化佳話。袁可立善詩文，受清朝文字獄所累，多所毀失。

天啟四年五月，皇帝諭戶、兵、工三部及內閣：“朕覽登萊巡撫袁可立塘報，……朕思奴酋所謀其意不小，是以朕不無東顧之憂，特諭！”(《明熹宗實錄》卷四十二)

天啟四年十二月壬寅，兵部尚書趙彥言：“大將三軍司命所系甚重”， 上曰：“封疆多事，選將為急。該部務秉公會推，各官不得妄舉，還著申飭行”(《大明熹宗悊皇帝寶訓》卷四 )。天啟五年四月丁酉，上再傳兵部：“方今邊疆多事，擇將須用謀勇兼全的好人”(《大明熹宗悊皇帝寶訓》卷四)。天啟五年十一月，邊事告急，皇上急招袁可立為兵部右侍郎，六年七月，改左侍郎。時尚書馮嘉會老庸媚黨，兵部事賴可立主理。袁可立在任上極力反對袁崇煥與后金議和，“會袁崇煥遣僧吊唁于敵，公力詆非策。公有意制敵，此辱國之命，而使敵人輕中國，敵國得志。”(王鐸《兵部尚書節寰袁公夫人宋氏行狀》)。袁可立主張武力抗清和積極防御，尤重海防建設，與明朝一些人“重山海輕沿海”的戰略短視形成鮮明對比。三年后袁崇煥因“通款”獲罪遭殺身，然其時毛文龍已被袁崇煥擅殺，袁可立苦心經營的海上防線牽制之勢已蕩然不存，致滿人敢傾國中之力大舉犯明，至此國事日非，足見袁可立先見之明。黃道周曰：“公去登萊不數載，而登萊遂敗。公一意治師，塞要害，焚盜糧，聯絡諸島，收復旅順，而海上晏然。 …公去又十余年，而朝鮮淪陷。”(黃道周《節寰袁公傳》)

被兩黨所敬佩的能臣

東林黨領袖人物高攀龍曾遺言摯友袁可立道：“弟腐儒一，無以報國，近風波生於講會，鄒馮二老行，弟亦從此去矣(高攀龍《高子文集·答袁節寰中丞》)”。其言猶未盡之厚望可見于筆墨間，從此袁可立與閹黨勢成水火，對立公開化。天啟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六部九卿公推袁可立為南京戶部尚書，再改兵部尚書參贊機務。袁可立在朝廷為閹黨所不容，每議事“數有所抵牾，欲自請外”(黃道周《節寰袁公傳》)。在朝堂上，袁可立與魏忠賢語不投機，當庭抗疏道：“此非掛冠神武門時呼？”(《睢州志·袁可立傳》)，遂被迫致仕歸里。魏忠賢以自己的心腹劉廷元代袁可立掌南兵部。時北則崔呈秀為本兵，至可立去職，天下兵馬大權盡歸魏黨所擁有。魏忠賢欲加害，賴袁可立在朝中素享清望未果。袁可立“歸而魏焰益肆”(黃道周《節寰袁公傳》)。吏部考功郎蘇繼歐上疏為袁可立鳴不平，被魏忠賢迫害致死。皇帝念可立登萊功，特授兵部尚書，詔加太子少保，準馳驛乘傳歸。“天子猶念公海上勞，予加銜致仕去。”(黃道周《節寰袁公傳》)“熹朝上賓，以殿工加太子少保，懇辭不受，時論韙之。”(黃道周《節寰袁公傳》)誥封三世，父如子官。黃道周說：“當魏崔時，蓋無復然明義、真者，有之，則必自大司馬節寰袁公也。”(黃道周《節寰袁公傳》)

袁可立做事干練果斷，是晚明少見的既清廉又能干的官員。并盡量遠離黨爭多做實事，為清流官員在晚明閹黨亂政的朝堂上爭得一席之地，能在群閹環伺的情況下主持遼務多年，成效頗豐，十分難能可貴。董其昌說：“公護名節，勝于功名”(董其昌《節寰袁公行狀》)。其時朝野為魏忠賢頌功建祠者不可勝數，就連遼東巡撫袁崇煥也積極參與到建祠的行列，烈皇帝欽定逆案，據檔案查實“贊導、詞訟”過魏忠賢的大小官員數以千計，獨可立不與。黃道周說：“夷考當年，與公先后秉機佐鉞者，名在刑書，歷歷可數，然后知公之完譽所得遠矣” (黃道周《節寰袁公傳》)。

其門生故吏節烈者獨多，即在朝亦為清流。黃道周撰有《節寰袁公傳》，道周以文章風節高天下。倪元璐官至戶部尚書，曾作有《袁節寰大司馬像贊》。劉理順為崇禎七年狀元，曾督理睢州“袁尚書大石坊”敕建工程。崇禎死煤山，倪劉二公雙雙殉國，并仆從十數人，壯烈為亙古少見。高攀龍為東林黨首，與袁可立交從過密。袁可立是孫承宗的積極支持者，共同主遼，滿人蜷伏。董其昌為袁可立同年至交，曾題《袁可立像》曰“忠誠干國，正直立朝”，所留書畫碑刻為海內外所重。

崇禎六年(1633)十月十一日，袁可立薨，大宗伯董其昌言于帝，帝譴使至睢州祭葬，崇祀名宦、鄉賢二祠，并在袁尚書府第(清為睢州公署借居)前街衢之中修東西過街二石坊，左曰“三世司馬”，右曰“宮保尚書”，二石坊“規模高大，雕工精巧，額字亦佳，分列縣公署兩旁”(《河南通志？睢縣采訪稿？坊珉》、《睢州志？公署》)，可謂盛典。

袁尚書墓在州城東南，載《河南通志》、《睢州志》。著作有《弗過堂集》、《撫登疏稿》、《評選古唐詩》。于其別墅“陸園”中仿蓬萊閣體制建袁家山，又稱“小蓬萊”， 為全國罕見之明代船形建筑群，公元2000年公布為河南省重點文物保護單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