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末期，經守遼東疆土者有“三杰”，依次為熊廷弼、袁崇煥、孫承宗。然而，這三人均受到排擠打壓，甚至死于非命，其中以熊廷弼為最早，其經守遼東之功，史家多有正面評價。但是，如此忠誠英武之人，何以有如此下場呢？

黨爭的犧牲品

《明史熊廷弼傳》記載：“熊廷弼，字飛百，江夏人。萬歷二十五年舉鄉試第一。明年成進士。”有膽略，知兵事且善射。萬歷三十六年(1608年)擢御史巡按遼東，他針對遼東地廣人稀、邊防多事之現實，主張實行軍屯，繕垣建堡，按劾將吏，軍紀大振。但是，他的“修邊筑堡、以守為戰”的存遼大計與時任遼東經略的楊鎬之議不和，后被排擠，轉崗督學南直隸。萬歷四十七年，著名的薩爾滸之戰發生，遼東經略楊鎬指揮的47萬大軍慘敗，經廷議，擢升熊廷弼為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取代楊鎬為遼東經略，從而使大明王朝遼東戰局大為一振。

熊廷弼鎮守遼東，居功至偉，其終被問罪，大致有兩個原因。

一是黨爭之害。明末朝政腐敗，黨派林立，黨爭迭起。以原吏部郎中顧憲成為首，一批下野官吏在無錫東林書院講學，諷議朝政，一部分在職官吏如趙南星等也遙相應合，東林黨因此得名。與此同時，另有一批官吏士紳組成浙、齊、楚、宣、昆各黨派。這些黨派既互有矛盾，又互相利用。其中，以東林黨人勢力最為強大。

起初，乃是東林黨與齊、楚、浙三黨之爭，后來則演變為東林黨與閹黨之爭。到明熹宗天啟年間，東林黨人得勢，浙、昆、宣各黨派受到排斥。于是，以魏忠賢為首的閹宦便與浙、齊、楚、宣、昆各黨中的一部分人結成聯盟，被東林黨稱為“閹黨”，形成了直接對抗。照理說，熊廷弼原為楚黨，與東林黨人并不是一路人。但是，當時的東林黨代表人物楊漣等人，曾在遼東軍事等問題上為熊廷弼說過好話，熊廷弼同后來所謂的“東林黨六君子”也有不錯的個人關系。這一切，都為其最終的殺身之罪埋下了禍根。

據《明史》記載：“天啟元年，沈陽破，應泰死，廷臣復思廷弼。”甚至有人感嘆：“使廷弼在遼，當不至此。”于是，熊廷弼被召出山，重任遼東經略。

然而，閹黨們不放心，“搭班子”的時候，生生替他配了一個叫王化貞的巡撫。《明史》評價曰：“化貞為人而愎，素不習兵，輕視大敵，好謾語。文武將吏進諫悉不入，與廷弼尤抵牾。”熊廷弼雖為遼東經略，卻無實質的兵權，而握有實權的王化貞卻好大喜功，盲目冒進，與熊廷弼的“防守策略”大相徑庭。《明史》中說：“廷弼主守，謂遼人不可用，西部不可恃，永芳不可信，廣寧多間諜可虞。化貞一切反之，絕口不言守。”

應該說，熊廷弼的策略是正確的。然而，熊廷弼與王化貞之間，雖說是上下級關系，可是王化貞自恃朝中有人，根本不把熊廷弼放在眼里。這一切，直接造成了廣寧兵敗，致使遼東盡失。

兵敗問罪，朝廷震怒，下令處置敗軍之將，《明史》記載：“二月逮化貞，罷廷弼聽勘。”一個是逮，一個是勘。顯然，朝廷對兩人的定罪是有差別的。然而，最后的決議卻是“廷弼、化貞并論死”。

熊廷弼為保命，曾托一個叫汪文言的人向魏忠賢行賄，要四萬兩。但熊廷弼根本拿不出這筆錢，“既而背之”。于是，“魏忠賢大恨，誓速斬廷弼”。此時，正值“東林六君子”案發，楊漣等人被下獄。魏忠賢便指使人誣陷熊廷弼也曾向楊漣行過賄，將熊廷弼行賄之事與“東林黨案”硬扯在一起。“甚其罪”，“黨同伐異，招權納賄”，那就是罪加一等了。魏忠賢的黨徒馮銓，還趁著陪皇帝吃飯的時候，拿出一本民間流傳的《遼東傳》，上面有記載熊廷弼英武善謀的言辭。馮銓挑撥說：“此廷弼所作，希脫罪耳。”于是“帝怒”。

性格上的缺陷

第二個原因乃是熊廷弼的性格所致。《明史》說：“廷弼身長七尺，有膽知兵，善左右射。自按遼即持守邊議，至是主守御益堅。然性剛負氣，好謾罵，不為人下，物情以故不甚附。”也就是說，熊廷弼的脾氣不太好，遇事特別容易激動，也因此得罪了不少人。此評價，甚為形象。

熹宗初立之時，有人“劾廷弼無謀者八、欺君者三”，也有人說他經略遼東失職。熊廷弼的反應是什么呢？《熊廷弼傳》說“廷弼憤，抗疏極辨，且求罷”，“廷弼益憤，再疏自明”，甚至公開“摜紗帽”。說到激動的時候，“抗疏辨，語頗憤激”，即使皇帝在場，也從不忌諱。但凡有人彈劾，他總是要抗辯上疏一番。因此，給滿朝大臣留下他根本聽不進任何意見的深刻印象。萬歷皇帝在，可以包容他，但熹宗皇帝不會。

熊廷弼同王化貞的矛盾，雖說責任在王化貞。但熊廷弼也有責任，他反對王化貞的軍事策略，又無法阻止，便上疏告狀，話說得很難聽，且不留余地。王化貞自然心存不滿。到王化貞兵敗之時，兩人相見，“化貞哭”，熊廷弼卻微笑著說：“六萬眾一舉蕩平，竟何如？”弄得王化貞無地自容。兩人同被朝廷究責之時，熊廷弼依然故我，態度不好;相比之下，王化貞伏罪，痛哭流涕，態度倒是端正。

凡此種種，都說明熊廷弼是不諳為官之道的。恃才自傲，這在任何時候的官場都是危險的，畢竟不是每一個領導者都有胸襟。

天啟五年(1625年)八月，有“蓋世之材”的熊廷弼被處死。據說，熊廷弼臨刑之際，胸前仍掛著一個小布袋，袋中之物乃“辯冤疏”。熊廷弼辯疏了一輩子，或許至死也沒明白，官場的許多是非是辯不明道不白的。熊廷弼身首異處之后，因為朝廷追贓，其長子熊兆自殺。其老家江夏的一個小小知縣，都要來敲竹杠，索要“貂裘珍玩”，甚至將熊家兩名婢女的衣服褪去，笞打四十，“遠近莫不嗟憤”。

直到崇禎二年(1629年)，熊廷弼案才得以昭雪。“傳首九邊”的熊廷弼才身首合一，得以歸葬。其墓在今武漢青龍山國家森林公園之中，并有熊公祠存世。而王化貞卻茍活到崇禎五年，才被伏法處死。

后人曾感嘆：“廷弼不死于封疆，而死于時局;不死于法吏，而死于奸珰。”讀之思之甚痛。

【結論】

明末的黨爭，是不折不扣的內耗、傾軋。這是一個政治黑暗的時代，一個派系利益至上的惡劣環境，而國家利益卻被各派置于派系爭斗之下。明末的黨爭，是明朝的政治毒瘤。熊廷弼們即使有守土之志和衛疆之才，卻因大時代的環境所制難以施展。“無力回天”既是熊廷弼的悲哀，也正是那個時代的寫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