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秦始皇，我們還能說些什么？這是使人頗感困惑的一個問題。最近我經過思考，有些話還想說一說。首先，是要擺脫漢人“過秦”評論的一些影響，對某些記載的思想傾向也應注意;其次是對秦始皇的分析要具體、再具體。現以秦始皇的最后十年為例，略加述說。

公元前221年，秦統(tǒng)一六國。關于這一年的記載內容甚多，除了立皇帝尊號，制定各種禮儀制度外，還有分天下為36郡、統(tǒng)一度量衡、統(tǒng)一貨幣、統(tǒng)一文字等，這都是關系國計民生的大事，當然還有其他一些內容。為此，秦始皇所花的時間、精力，所需的智慧、魄力，研究者怎樣去想象都可以。前220年，“始皇巡隴西、北地”，“治馳道”。前219年，“始皇東行郡縣，上鄒嶧山，立石。與魯諸儒生議刻石，頌秦德。議封禪望祭山川之事，乃遂上泰山，立石……。”“南登瑯琊，大樂之，留三月，乃徙黔首三萬戶瑯琊臺下，復十二歲……。”

前218年，“始皇東游，至陽武博狼沙中，為盜所驚……。”前217年，“無事”，但《通鑒》有“使黔首自實田”的記載。前216年，“始皇微行咸陽……逢盜蘭池。……關中大索二十日。”前215年，“始皇之碣石……刻碣石門，壞城郭，決通堤防。”“始皇巡北邊……乃使將軍蒙恬發(fā)兵三十萬，北擊胡，略取河南地。”前214年，“發(fā)諸嘗逋亡人、贅婿、賈人，略取陸梁地，為桂林、象郡、南海，以謫遣戍。西北斥逐匈奴，以為三十四縣，城河上為塞。又使蒙恬渡河……。”前213年，“謫治獄吏不直者，筑長城及南越地。”議“焚書”。前212年，“除道九原，抵云陽，塹山堙谷，直通之。”(《通鑒》云：“千八百里，數年不就。”)“隱宮徒刑者七十余萬人”分作阿房宮、驪山。“立石東海上朐縣中，以為秦東門。因徙三萬家麗邑，五萬家云陽，皆復不事十歲。”坑儒。前211年，東郡隕石。“黔首(？)或刻其石曰：始皇帝死而地分。……盡取石旁居人誅之。”“卦得游徙吉。”前210年，“始皇出游”，“上會稽，祭大禹，而立石刻頌秦德。”“七月丙寅，始皇崩于沙丘平臺。”(按：此次歷時九個月)

從司馬遷的這些記述看，在秦始皇的最后11年(含去世的當年)中，秦始皇有5年巡行各地(前216年的“微行咸陽”不算)。未出巡的年份，他也以不同的方式關注著各地，如前214年之“略取陸梁地”，前213年之“筑長城及南越地”(《正義》謂“戍五嶺”。《通鑒》作“處南越地”)，前212年在作阿房宮的同時還有“除直道”以及徙民麗邑、云陽之舉。

從始皇出巡及其對全國關注的情況看，明顯是一個鞏固統(tǒng)一的政治問題，可作如下分析。

第一，秦始皇多次而且主要是巡行東方郡縣。這是因為東方是原六國之地，東方郡縣是在統(tǒng)一戰(zhàn)爭中新設立的郡縣，情況如何？秦始皇去巡視一番，正表現出他的眼光和魄力。他不辭勞苦地出巡，條件是比較艱苦的，漢人所謂修馳道是“天子之道”的說法，恐怕始皇出巡并未享受多少;相反，記載中常常反映出出巡時“逢大風”、遇“水波惡”、甚至“風雨暴至，休于樹下”等，這和后世隋煬帝游江都不應相提并論，而且還要承受“為盜所驚”等風險。這里所說的“盜”即六國舊勢力的反抗，在當時是一個非同小可的問題，也與他出巡的目的有關。

東巡中做了些什么？記得較多的是“刻石頌秦德”。漢人強調的是“歌功頌德”，但如果具體分析刻石的內容，應該視為一種政治宣傳，其中包含著一些政治主張。在已有的研究中，研究者已從不同角度涉及到這樣的問題，如經濟史的研究中注意到“諸產得宜，皆有法式”，思想史的研究中注意到儒、道各家的思想。巡行的當中，秦始皇有各種各樣的活動，包括封禪，祭祀名山大川之類，也有一些當與鞏固統(tǒng)一有關，如上述前219年徙民于瑯琊臺下之類。這好像是“現場辦公”一樣，就地解決一些問題。另外，經過巡視了解，也有為日后作某些決定參考之意。前212年，秦始皇未出巡，但有立石“以為秦東門”之措施，應該就是他前幾年視察之后為東部“邊界”所作的結論。

第二，秦始皇北巡，目的是為了對付匈奴。毋庸置疑，匈奴是一個長期的邊患，秦始皇兩次巡視北邊以及發(fā)兵“擊胡”、修長城等等，取得了一段時間“胡人不敢南下牧馬”的成績，這些都是眾所周知的。這里順便分析一下“亡秦者胡也”的問題，史書記載因此而派蒙恬發(fā)兵擊胡。《史記》《集解》引鄭玄之說，“胡”是“胡亥”。我看這個說法有問題，盧生等人奏錄圖書之事，即始皇二次巡北邊之說，是前215年，距始皇去世還有6年，當時胡亥只有十四五歲，而且他是始皇的第十八子，還有始皇“怒”扶蘇也是前212年的事。盧生前215年預言胡亥亡秦，恐怕是東漢鄭玄的臆想。

第三，秦始皇為鞏固統(tǒng)一的操勞，還有一個重要方面，那就是“平南越”。也許他沒有來得及南巡，但前214年“以謫戍南嶺”的記載卻是確鑿的，較早的記載還有《淮南子·人間訓》、《淮南衡山列傳》等幾處更具體的材料。《通鑒》綜合記述說：“以謫徙民五十萬人戍五嶺，與越雜處。”“秦代初平南越”，這應該是一個大手筆。

平南越的問題，和以上論述的其他問題一樣，其中自有功過是非值得評論。僅以“徙民”一事為例略作分析：當時的“徙民”主要有兩種情況：一是徙“黔首”，如前所引，那是有“復不事十歲”等措施的，其目的包括充實新縣之類;另一種情況是“以謫徙民”或“徙謫實之”，包括“嘗逋亡人、贅婿、賈人”，還有“謫獄吏不直及覆獄故失者”等等。戍五嶺、筑長城是如此，作阿房宮、驪山也是“隱宮徒刑者七十余萬人”。除了對贅婿、賈人的歧視值得分析外，其他可說是各種罪犯和有過失的人，這或者反映刑罰太濫，使罪犯面擴大，但也不一定都是罪犯，后來的南越王趙佗(原為真定人)就是當時到南海去的，“秦時用為南海龍川令”，也許是個帶兵官。但如果悉指罪犯“發(fā)配”、“充軍”，這種前有先例后世也沿用的辦法，其利弊當然也值得進一步分析。總之，秦始皇在最后十年，做了那么多大事，應該說是頗有建樹的。有人說他“建樹中包著破壞”，“善行中蘊著惡德”，事實已如上述，可以作具體分析、評論。

當然，在最后十年的大事中，還有修宮殿和修驪山墓的內容，這雖然是歷代帝王都有的行為，但由70多萬刑徒分作，規(guī)模確實不小，與北逐匈奴、南戍五嶺、筑長城、修馳道、通直道等加起來，兵徭役之重確實是一個大的社會問題。不過，具體分析也有可注意之處：首先是修宮作墓者明確指為刑徒;其次，雖然已出的“秦俑坑”規(guī)模確實不小，但宮和墓是否如后人所描述的那樣宏大，恐怕也是可以考慮的，考古學者對阿房宮的實地調查，應該說不會像夸張描述的那樣;再次，阿房宮之類的工程是否都最后完成了，也是成為問題的;最后，始皇在使用勞力方面也不是毫無顧忌的。例如，“始皇嘗議欲大苑囿，東至函谷關，西至雍、陳倉。優(yōu)旃曰：‘善。多縱禽獸于其中，寇從東方來，令麋鹿觸之足矣。’始皇以故輟止。”(《史記·滑稽列傳》)作這些具體分析，或者可以對秦始皇最后十年的總評價有些幫助。

至于對秦始皇最后十年的種種政策、措施的具體分析，也當如此。重新審視漢人的記載和評論，在鑒別史料的基礎上，作具體、再具體的分析，或者有利于秦史乃至整個秦漢史的再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