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將與帝王似乎是歷代王朝中永不可調和的一對矛盾，有帝王的地方就難以容下武將的地位。俗話說：“一將功成萬骨枯”，帝王的出現往往是由一堆白骨砌成的，這種現象往往出現的開國前期或者開國后不久。

開國前是萬民的骨，開國后就是那些功臣的骨，歷代開國元勛中，有文有武，甚至能文能武者，可是我們扒開歷史一看，成為帝王刀下亡魂的大多數都是武將，這是為什么呢？

功高蓋主是歷代帝王打開殺戒的重要原因。俗話說：“木秀于林，風必摧之”，就是告誡你不要太得瑟！但凡能成為一個王朝開拓者的帝王，一番懷疑的精神還是有的。所以一般帝王們在一旦發現這種苗頭出現的時候就會極力打壓，甚至將此扼殺在搖籃之中。如漢朝的將才韓信，不但功高蓋主還恃才傲慢。當劉邦問及將帥領兵的問題上，韓信毫不掩飾的透漏出自己多多益善的自信，劉邦當時聽了就很憋氣，你在一個管理者面前說自己管的人越多越好，這與引火自焚無異。再如南宋的岳飛，雖然一心一意為宋朝收復破舊山河，但卻自比當年太祖，再加上當時政治局勢下的影響，岳飛只能成為政治犧牲品了。俗話說一山不容二虎，帝王面前無兄弟，甚至無父子，何況一臣子。

權力大小只是表面的現象，根本上還是武將難以約束，這種約束一方面來自于兵權的危險，另一方面就是大多數武將的素質涵養不夠。

提到對兵權的約束，古代對兵權的管理是相當先進的，如宋朝的更戍法，讓將領們輪流管理，這種方法屢試不爽，這也是宋朝少有兵士造反的原因。

而武將們在攻城略地上無疑是一把重要利劍，但由于長期疏于文學，只有一些實戰經驗，大多數將領只會打戰，不會治國。

歷代將領中也有能文能武的，比如唐朝的李靖，郭子儀，后周的郭威，南宋的岳飛，辛棄疾。但這些人要么王，要么亡，除了適時而退的李靖與郭子儀，但也逃不出皇帝的猜忌。這也是岳飛為何含冤而死的原因之一了。你既能打戰又能治國，還自比當年太祖，這種人不會得到管理者歡心的，更不會把你留在身邊的。

再回說這武將，早年與士兵打下了深厚的友誼基礎，開國后，這群人除了會打戰，沒有什么可做的。如果地位到達一定地步，到時做什么也由不得自己了，黃袍加身就是這樣一個例子。所以，君王們與其留一個定時炸彈在身，不如留下個殺臣的罵名。而文臣就大為不同了，開國之初，百廢待興，國家亟需有能力治國得人，文人在這方面有獨到得優勢成為君王得寵臣。所以劉邦有蕭何、陳平，朱元璋有李善長、劉伯溫。而文人相輕，在朝為官都樂意各植黨朋，形成對抗之勢，這對于一個有遠見得君王而言是極為有利得事，所以，只要把他們這種度把握在一定范圍內就不用擔心太多。

對于一個武將而言，沒有死在戰場上是一種恥辱，而往往造成這種恥辱繁榮，與刀筆吏不無關系。

我們常說文人相輕，但要深究起來，文武官員更是難以兼容。中國古代向來是以儒為尊，儒士是儒家禮的象征，對于那些整日打打殺殺的武將，嘴里沒個正經，所以對武將沒多少好感。所以一旦抓到武將什么把柄，就會無事生非，三言兩語就致一個為國家拼死拼活的將軍。

而武將心里自不用多說，總是見不慣那種酸腐味，對于每天坐在辦公室吆五喝六的人更是嗤之以鼻。武將們在累死累活的保家衛國，而文人們卻在家里大魚大肉，沒事還花前月下，這讓誰能受得了。這種無形的矛盾歷代都有，尤其是在宋朝實行重文輕武的政策之后，這種矛盾更為突出。

武將因為種種原因多成為帝王手中的刀下魂，但歸根結底他們的生殺大權還是掌握在君王手中，死與不死還是得看你所剩下的價值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