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李世民是中國歷史上一位不多見的明君。其在位期間，頭腦清醒，處事睿智，帶領國家從戰亂走向繁榮。故史稱“貞觀之治”。成功的“貞觀之治”，是有很多經驗值得后人總結的。唐高宗時期的史官吳兢，所撰寫的《貞觀政要》，就是這樣一部總結“貞觀之治”成功經驗的著作。當然，這類總結乃至贊頌的著述，多為后世所作。然而，在唐太宗當政期間，是否也有人要為他樹碑立傳，著書立說呢？當然有！答案是肯定的。

唐貞觀十二年(公元638年)，“著作佐郎鄧世隆表請集上文章。”你看，中央負責宣傳出版工作的鄧世隆佐郎就上表請求結集發表皇帝的著作了。鄧佐郎的上書，是在唐太宗當政的高峰期呈奉上去的。這個舉動不算小，自然引起了朝野的一番議論。此時的唐太宗，坐江山己經十幾年了，如果再加上打天下的時間，己經是有幾十年革命經歷的老革命了。為什么竟沒有一位朝臣挑頭出來說：陛下呀！你應該出一部《李世民文集》，讓我們全體臣民能夠學習您的光輝思想呵！其實，也不是沒有挑頭的，而是大家吃不準，這位皇帝對于出版宣傳其個人在這段歷史上突出作用的書，感不感興趣？有沒有出書的愿望？因此，大家都執一種謹慎的觀望態度。畢竟，平白無故地上書，難免會背上巴結領導的嫌疑。在政治清明的初唐，是沒有朝臣愿意背上這個嫌疑的。

估計鄧世隆書讀得不少，可惜泥古不化，在揣摩皇帝的脾性方面，就做得不夠那么精到了，他顯然沒有“百練化作繞指柔”的獨到巴結功夫。當然，他的“表請集上文章”，究竟是為了巴結皇帝，以討得最高領導的歡心？亦或是真心擁護“貞觀之治”，想以出書的方式來流傳后世？所有這一切，現如今都是無法考證的了。

但貞觀十二年的李世民卻是清醒和冷靜的，是沒有被“貞觀之治”的成就沖昏頭腦的。一般來講，中國的明君在位的前十年，頭腦還是清醒的，過了十年，就保不齊了。偏偏李世民是中國歷史上不可多得的明君，雖然過了十年的清醒保險期，但他仍然是理智的。對太過于表現急切的巴結，太過于肉麻的吹捧，他顯然是不會接受的。

還在十年前，也就是貞觀二年(公元628年)，唐太宗就對侍臣們講過：“‘朕觀《隋煬帝文集》，文辭奧博，亦知是堯、舜，而非桀、紂，然處事何其反也？’魏征對曰：‘人君雖圣哲，猶當虛己以受人，故智者獻其謀，勇者竭其力。煬帝恃其俊才，驕矜自用，故口誦堯、舜之言，而身為桀、紂之行，曾不自知以致覆亡也。’”(見《資治通鑒.唐紀八》)唐太宗在這里說得很明白，他看過《隋煬帝文集》，文章深奧廣博，以文辭看，是古之圣賢堯帝和舜帝，而決非暴君夏桀王與商紂王，可他的行為與處事，為何與他的言論恰恰相反呢？魏征回答道：君王雖然圣明，但仍能虛心地接受別人的意見。所以，有智慧的人愿意為您出謀獻策，有勇力的人愿意為您竭盡全力。而隋煬帝自恃有才，驕傲矜持，剛愎自用，所以才會口誦堯、舜之言，身為桀、紂之行，自己卻恍然不知，從而導致了國家的覆亡。

聽了魏征的回答后，唐太宗是這樣總結的：“前事不遠，吾屬之師也。”關于皇帝出文集的問題，唐太宗曾說過這樣一番話：“朕之辭令，有益于民者，史皆書之，足為不朽。若為無益，集之何用？梁武帝父子、陳后主、隋煬帝皆有文集行于世，何救之于亡！為人主患無德政，文章何為！”(見《資治通鑒.唐紀十一》)太宗說的大意是：我的言論和命令，凡有益于百姓的，史冊自會記錄，歷史自會書寫，完全可以不朽于世;若言論和圣諭無益于江山百姓，就是編成文集，又有何用？梁武帝父子、陳后主、隋煬帝都有文集發行于世，哪一個又拯救了國家的覆亡？為君王怕的是沒有德政，做華麗的文章干什么？聽了這番話，鄧世隆關于為皇帝出書的上奏是什么下場，也就可想而知了。

其實，就在鄧世隆上這份奏章的前六年，也就是貞觀六年(公元632年)，秘書少監虞世南就曾經呈奉上一部歌頌唐太宗功德的著作《圣德論》，可在李世民那里卻碰了一個軟釘子。誰不愿意聽別人說自己的好話呢！但李世民卻能實事求是地估量自己。他說：“卿論太高，朕何敢擬上古，但比近世差勝耳。然卿適睹其始，未知其終，若朕能慎終如始，則論當可傳;如或不然，恐徒使后世笑卿也。”(見《資治通鑒.唐紀十》)唐太宗說的大意是：你的《圣德論》把我捧得太高了，怎能把我比擬成上古的圣君呢！但是，比起近世的賴蛋皇帝來，我還是要勝過他們許多的。但你看到的只是開始，我能不能一直好到最后，猶未可知。所以，他拒絕了老朋友虞少監的鼓吹。

鄧世隆想用出文集的手段來巴結上峰，討好高層，對于一班昏君、庸君來講，也許能奏效。但對于開創了“貞觀之治”的明君英主來講，對于連《圣德論》都婉拒了的唐太宗來講，這樣的手段就不頂用了。由是，李世民大筆一揮：“遂不許！”只區區的三個字，便寫出了唐太宗李世民的清醒！同時，也為后世的執政者敲了警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