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思想家朱熹與學生談論“交際之道”時，講了包拯的一個故事，說包拯年輕時，曾與一李姓同學就讀于家鄉廬州合肥(今安徽合肥市)某僧舍，每次從家里往返僧舍，必須經過一富翁家。包拯與李生品學兼優，前途無量，都是集優股，富翁很想親近他們。某日，當他們路過時，富翁邀請他倆進屋作客，包拯和李生委婉拒絕了。過了一段時間，富翁又特備酒宴，熱情邀請他們去家里吃飯。李生礙于情面，打算接受邀請，包拯卻厲聲說：“彼富人也，吾徒異日或守鄉郡，今妄與之交，豈不為他日累乎？”(《朱子語類》)

包拯這句話的意思是，如果不注意小節，與富翁吃吃喝喝，稱兄道弟，那么將來萬一學有所成，回鄉做官，這些人情債難道不會影響公正嗎？人家在工程招標時要求關照一下，在官司纏身時要求放他一馬，怎么辦呢？于是，又一次拒絕了富翁的盛情。事也湊巧，多年以后，包拯果真被朝廷安排回鄉，出任廬州知州，因為以前沒欠人情債，故斷案執法，皆能公正無私，留下千古美名。

包拯為人做官，一貫嚴格自律，既不傍大款，更不攀權貴。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年)，42歲的包拯出任端州(今廣東肇慶市)知州。端州產硯，中國四大名硯，端硯尤以石質優良，雕刻精美居首，被朝廷欽定為貢品。那些附庸風雅的權貴，均以能得到端硯為榮。

因此，在端州任職的官員，似乎找到了一條升官的捷徑，紛紛打著納貢的幌子，以多出數十倍的數目征收，假公營私，拿著公家的東西去結交打點。然而，包拯到端州任職后，首先想到的是減輕農民負擔，有權不用，自斷這條升官捷徑，悉數減去多余的征斂，僅只征收進貢的數目，領導也好，故交也好，批條子也好，打招呼也好，一概不理。他還在端州府的墻壁上寫下《書端州郡齋壁》一詩：“清心為治本，直道是身謀。秀干終成棟，精鋼不作鉤。倉充鼠雀喜，草盡兔狐愁。史冊有遺訓，毋貽來者羞。”他認為做官當除貪欲，謀正道，以做清官為榮，以做貪官為恥，這就是他的人生觀和榮辱觀。于是，包拯當了三年州長，“歲滿不持一硯歸”。

包拯不會種花，只會栽刺。他與張堯佐是一對冤家，張堯佐是外戚，其侄女張貴妃倍受宋仁宗寵幸，因此官運亨通。開始，張堯佐被任命為三司使，包拯向宋仁宗說，像張堯佐這樣的人，連做小官都不合格，遑論三司使這種朝廷大臣，表示反對;幾年后，在張貴妃的軟磨硬泡下，宋仁宗提出任張堯佐為節度使，再后來又提出任他為宣徽使。包拯認為這樣的提拔速度太快，不符合干部升遷制度，以“不可驟升”為理由，前后七次上書彈劾張堯佐，甚至在朝堂之上當面頂撞宋仁宗，硬是在身單力薄的情況下，讓張堯佐的升遷受阻。

包拯最重官員操守，最恨以權謀私。宋仁宗嘉祐三年(1058年)，他出任右諫議大夫、御史中丞。當時，三司使張方平利用手中的權力，廉價套購某商人的住宅，從中漁利。包拯認為，三司使是朝廷最高財政官員，非廉潔之士不能勝任，張方平巧取豪奪，不適合擔任這么重要的職務，因此，包拯上書彈劾張方平，致使張方平隨即被罷。

包拯就是這樣，做官行事，只論是非，不論利害，只論榮辱，不論得失。他端方亮直，不虛情假意，不隨聲附和。他的心里只有朝廷綱紀和百姓冷暖，不想因交往而影響公正，那些門生故吏和親朋好友，誰也別想通過他撈到任何好處，所以，“故人、親黨皆絕之”，大家紛紛離他而去。在人情關系的力量遠遠勝過綱紀國法的官場，包拯形影相吊，門可羅雀，顯得那么孤立。然而，孤獨一生的他，卻一直是那些貪官污吏眼中的煞星，《宋史?包拯傳》說：“拯立朝剛毅，貴戚宦官為之斂手，聞者皆憚之?！笔前?，這樣一個鐵面無私而又六親不認的人，叫人如何不害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