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案，名為浮尸案

中國歷史上最為剛烈的大丈夫當(dāng)數(shù)伍子胥。楚平王要殺伍奢，又擔(dān)心他兩個兒子回來報仇，派使者假借伍奢之名招其二子。哥哥伍尚說，父親召我，若求生不往，為天下恥笑。弟弟伍員說，俱死無益，不如奔他國，借力雪恥。伍奢與伍尚俱被殺，伍員四處逃亡。民間對伍子胥多有好感和同情，因此有了“伍子胥過韶關(guān)，一夜白了頭”的傳說。伍子胥后來逃到吳國，他胸中始終回蕩一股憤懣之氣。與齊楚燕韓趙魏秦七國相比，吳國是個默默無聞的小國，《戰(zhàn)國策》的作者甚至不屑于提到他。伍子胥來到吳國，掀開了吳國歷史最輝煌的一頁，一個弱國，因為一個人的到來而振興。

吳王闔廬，重用伍子胥，國家日趨富強。“西破強楚，北威齊晉，南服越人”。楚國是七國中綜合國力強盛的大國，吳楚交兵，吳兵攻入楚國國都，幾乎滅了楚國，這是楚國歷史上最黑暗的一葉。吳國向南制服了越國，向北伐齊，大敗齊兵，威震天下。

吳國攻破楚國國都，伍子胥掘開楚平王的墓，出其尸，鞭之三百。“倒行逆施”，完全不顧君臣父子之倫理，毅然逃亡，歷盡艱險，最終掘墓鞭尸，報仇雪恥。非常之人行非常之事，伍子胥是真真正正的大丈夫。

吳國的輝煌，僅是曇花一現(xiàn)。闔廬的兒子夫差當(dāng)政后，重用奸臣伯否，疏遠伍子胥。其時越王句踐正在臥薪嘗膽，一心滅吳，吳國亡在旦夕。伍子胥敏銳地感覺到即將發(fā)生的亡國之禍，數(shù)次進諫，“越王為人能辛苦，今王不滅，后必悔之。”夫差不聽，偏信奸臣伯否的讒言，竟然賜刀令伍子胥自剄。

剛烈的伍子胥，刎頸之前，對其舍人說，把我的眼睛挖出來懸在吳東門之上，我要看一看越寇是如何經(jīng)此門滅吳的。夫差得知此話大怒，令人用馬革裹伍子胥之尸，浮尸江上。

臥薪嘗膽的句踐果然滅了吳國。夫差臨死時“掩其面”說：“吾無面以見子胥也”。吳國人可憐伍子胥之剛烈，為他立祠於太湖邊的一個山上，命此山為胥山。一個人的到來可以興國，一個人之死可以亡國，這就是伍子胥的故事。

第二案，名為“兔死狗烹案”

我以為天下第一智者當(dāng)數(shù)范蠡。人皆以為諸葛亮是智慧的化身，我以為諸葛之智與范蠡之智相比，略見遜色。一篇“出師表”，千年傳頌。諸葛丞相的忠信與睿智，世代相傳。但諸葛一生也有幾處敗筆。一是痛失荊州，接著又有“火燒連營”，打了兩個大敗仗，死了關(guān)羽和劉備，難道丞相一點責(zé)任也沒有？二是兵出岐山，耗費多少人力和財貨，一無所獲，豈是智者所為？最主要的是，諸葛亮不能像曹操那樣，在自己身邊聚集大量人才，這是蜀國很快敗亡的主要原因。“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終于沒能成功。

天下第一智者當(dāng)數(shù)范蠡

但范蠡卻成功了。

越王句踐臥薪嘗膽的故事為人們所熟知。弱小的越國要想打敗強大的吳國，沒有這種非凡的、艱苦卓絕的精神是不行的。但僅有這樣的精神還不夠，還需要大智慧。非凡的精神更兼非凡的智慧，句踐與范蠡、文種，君臣戮力同心，成就了大事業(yè)。勿以成敗論英雄，歷史上成功的不知幾多。

天下第一智者當(dāng)數(shù)范蠡

范蠡的非凡之處不僅在于它的成功，它的更高人之處在于他成功之后所說的一段話。越國滅了吳國，范蠡隨即離開了越國，并給文種寫了一封信說：“蜚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為人長頸鳥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樂。子何不去？”執(zhí)迷不悟的文種不肯離開越國。越王賜文種一劍，說：“你教我滅吳七種方法，我用了其中三種就滅了吳國，你那里還有四種，把他帶到先王那里去吧。”文種只好自殺。

第三案，名為“車裂案”

中國歷史上曾有過許多次“變法革新”，最成功的要數(shù)“商鞅變法”。“戊戍變法”是失敗了，他使我們中國失去了一次最好的富國強兵的歷史機遇。究其失敗的原因，是保守派的勢力過于強大。在這個保守的國度，要變更祖宗之法，談何容易。但商鞅卻成功了。商鞅成功，因為它不僅有超人的膽略，還有超人的政治智慧。一開始，他就作了一件讓人意想不到的事。懸賞五金，募一人將一根木頭從國都南門搬到北門，“民怪之，莫敢徙”。于是將賞金提高到五十金，有人做到了，立刻兌付了賞金。“民怪之”，是因為政府缺乏公信力。

商鞅成功，因為它不僅有超人的膽略，還有超人的政治智慧

商鞅用這樣一個小故事確立了他“言必信，行必果”的形象。于是推行新政。在各種政令中有一條頗有意思，“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就是說不準吃“大鍋飯”。這一條出自于對人的本性的認識。可惜的是我們今天一些地方仍在吃大鍋飯，難道我們今天的智慧比不上兩千年前的商鞅？

新法很難執(zhí)行，因為大家都反對。碰到太子犯了法，商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太歲頭上動土，商鞅之膽略可見。

中國歷史上曾有過許多次“變法革新”，最成功的要數(shù)“商鞅變法”

“明日，秦人皆趨令”。我們今天的改革，碰到最大的難題是“執(zhí)行難”。法令如果不能執(zhí)行，就是一張廢紙。“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如果我們今天也有一個鐵面無私的商鞅，改革或許會順利得多。正因為有了這個大智大勇的商鞅，“行之十年，秦民大說”，變法最終取得成功。

商鞅變法之前，“秦僻在雍州，不與中國諸侯之會盟，夷翟遇之”。雍州位于陜西西部，所處環(huán)境，十分偏僻、閉塞。被中原各國視為戎狄。“諸侯卑秦”。變法之后，秦一躍成為西部之強國，諸侯懼之，稱為“虎狼之國”。到后來，秦始皇掃滅六國，完成統(tǒng)一大業(yè)。若論統(tǒng)一大業(yè)，商鞅變法應(yīng)是第一功，因為他為秦國以后的富強奠定了堅實的基礎(chǔ)。

商鞅后來的結(jié)局十分悲慘，秦孝公死后，他四處逃亡，走投無路，終被秦惠王捉住，受了車裂之刑。歷來的改革者，少有好結(jié)果。戰(zhàn)國時的吳起，漢代的桑弘羊，唐代的王叔文、柳宗元、劉禹錫，宋代的王安石，清代的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都不得好下場。西方人喜歡標新立異，花樣翻新，所以不斷地有新東西發(fā)明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