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凡受過高等教育，或者對中國近代史有所興趣和了解的人，大概沒有幾個不知道張之洞張南皮的。張之洞(1837～1909)，字孝達，號香濤、香巖，又號壹公、無競居士，晚年自號抱冰，謚號文襄，生于貴州省貴筑縣(今貴陽市)，原籍清代直隸南皮(今河北省滄州市南皮縣)，故又稱張南皮，晚清四大名臣之一(與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并稱)，清代洋務派代表人物之一，清流派首領。

張之洞自幼人稱“神童”，于咸豐二年(1852)16歲中順天府第一名“解元”，同治二年(1863)廿七歲中進士第三名“探花”，授翰林院編修，歷任教習、侍讀、侍講、內閣學士、浙江鄉試副考官、湖北四川學政、禮部侍郞、山西巡撫、兩廣總督、湖廣總督、兩江總督(多次署理，從未實授)、軍機大臣、體仁閣大學士等職，官至太子太保。

張之洞在其代表作《勸學篇》里提出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是對洋務派和早期改良派基本綱領的一個總結和概括;毛澤東對其在推動中國民族工業發展方面所作的貢獻評價甚高，曾說過“提起中國民族工業，重工業不能忘記張之洞”，他創辦大冶鐵礦、漢陽鐵廠、湖北織布局，還創辦漢陽兵工廠(湖北槍炮廠)，發展軍事工業，“漢陽造”步槍在中國長達半個多世紀里一直是主力武器之一;教育方面，他提出廢除科舉，興辦新式教育，并親自創辦自強學堂(武漢大學前身)、三江師范學堂(南京大學前身)、湖北農務學堂(華中農業大學前身)、湖北武昌幼稚園(中國首個幼兒園)、湖北工藝學堂(武漢科技大學前身)、慈恩學堂(南皮縣第一中學前身)、廣雅書院(廣東廣雅中學前身)等。但對維新變法改良，他由最初支持到后來鎮壓。

他的事跡還有在湖北建兩湖書院、經心書院、武昌師范傳習所，在四川建尊經書院(四川大學前身)，制訂“癸卯學制”，興建湖北省圖書館、湖南省圖書館、京師圖書館，提議修改大清法律，倡導修筑蘆(京)漢鐵路、粵漢鐵路、江浙鐵路、川漢鐵路，反對殺袁世凱等;著作還有《輶軒語》、《書目答問》、《張文襄公全集》等。

像這樣一位地位赫赫、成就巨大的封疆大吏，兩江總督、軍機大臣、大學士，官居一品，相當于今天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軍委副主席、華東區第一書記;而且他還生有13個兒子，但一生清正廉潔、艱苦樸素，辦理后事時竟然連喪葬費都拿不出，還是靠其親朋門生籌集的(包括后來的“反清先鋒”黃興、中共元老之一董必武等)。盡管清廷賞銀3000兩治喪，但仍遠不夠開銷。臨終前，他給子孫留下遺囑：“人總有一死，你們無須悲痛。我生平學術治術，所行者不過十之四五，所幸心術則大中至正。為官40多年，勤奮做事，不謀私利，到死房不增一間、地不加一畝，可以無愧祖宗。望你們無忘國恩，勿墜家風，必明君子小人之辨，勿爭財產，勿入下流。”其嫡孫女張厚粲追憶祖父亦說，家族以耿直清廉為訓，“祖父老家在河北南皮，當時祖父主張興修鐵路，就是不同意把鐵路修在老家。掌管鐵路修建的官員紛紛把路線往自己老家‘引’，而張公卻偏偏避開自己的家鄉，以明其廉。”

若拿張之洞與李鴻章相比，其個人操守遠在后者之上。張之洞為官清廉，從不索賄受賄，因家中人口多，日子過得很艱難。有時年關實在挺不過去，他就派人典當衣服之類。當年，武昌“維新”等大當鋪有一規矩：凡是總督衙門拿皮箱來當，每口箱子都給200兩銀子，并不開箱驗看，只照箱數付給銀兩。開春后張之洞手頭松動一點，必會派人用銀兩贖回箱子。張之洞的弟子傅岳(字治薌，武昌人，民國時任北京師大教授)曾回憶恩師身后的情形：“張去世后，謚文襄，無遺產，家境不裕。他的門人僚屬都知道這種情況，所以致送賻儀都比較厚重，總計亦不過銀萬余兩而不足二萬之數。張家所辦喪事也就全賴這筆錢，治喪下來所剩無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