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出心裁 盤點古代皇帝的反腐奇招

腐敗是伴隨封建社會的一大頑疾痼疾，也是歷朝歷代極力想要解決的問題。盡管腐敗治理的難度和復雜性，與古代反腐制度機制本身存在的深刻內在矛盾。但是，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古人也為我們提供了許多豐富的反腐經驗，其中成敗得失，至今仍具有借鑒與警示意義。

漢宣帝“加薪促廉”

漢宣帝劉詢是漢武帝的曾孫、戾太子的孫子。漢武帝征和二年“巫蠱之禍”發生后，戾太子及其子女皆蒙屈而死，唯有尚在襁褓中的劉詢幸存下來，但從此流落民間，直到十七歲時被霍光等迎立為帝。由于從小在民間長大，漢宣帝深知民事艱難、閭里奸邪以及吏治得失，深知百姓對于政治清明的期盼。他在位期間勵精圖治，特別是大力整飭吏治，史稱“吏稱其職，民安其業”，被后世譽為“宣帝中興”，不少史論者認為，宣帝時期乃有漢一代最為鼎盛的時期。

那么，漢宣帝是如何治吏的呢？出人意料，漢宣帝治吏的一個重要手段，是給基層官吏“加薪”。神爵三年，漢宣帝頒布了一個詔令：“吏不廉平則治道衰。今小吏皆勤事而俸祿薄，欲無侵漁百姓，難矣！其益吏百石以下俸十五。”

西漢官員的俸祿，從中央政府號稱萬石的三公到縣里面百石以下的斗食佐吏，一共20多級，越在基層，職位越低，俸祿也就越薄。特別是對于為數眾多的低級官吏，還不像高官重臣，時不時能得到朝廷賞賜，如果僅靠薪水養家，難免有衣食溫飽之憂，因此，若是有什么“侵漁百姓”的現象，怕是也不足為奇了。

如前所說，漢宣帝從小在民間長大，深知百姓疾苦，在他成長過程中，恐怕沒少見到百姓受基層官吏盤剝勒索的情景。與此同時，他又清醒認識到，這些和百姓直接打交道的小官小吏，拿著微薄薪水，承擔著大量繁重的日常事務，光靠道德說教，或者靠漢武帝時期那種嚴刑重法，想從根本上解決腐敗問題，“難矣”！古語說，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要讓這些基層官吏安于職守，廉潔奉公，除了嚴厲懲治腐敗外，還必須給予他們寬裕的生活保障，使他們不必挖空心思從百姓身上撈油水、找回報。

以懷著對百姓的感情為出發點，最后卻落在了給基層官吏“漲工資”上，看似背道而馳，卻深刻體現了漢宣帝冷靜的現實主義態度。特別是將加薪對象限定在基層官吏上，說明漢宣帝對此有著清醒的判斷，而非濫用國家財力。

當然，漢宣帝治吏，除了加薪還有許多手段，而加薪也并不必然促廉，要使官員清正廉潔，還需要系統的配套措施，不是簡單一個“加薪”所能解決。原因在于，僅有高薪而沒有其他監督制約措施，隨著時間的推移，拿著高薪的官員們早已忘記國家當初推行高薪的初衷，而將其視為理所應當。清代前期延續了明代低薪養吏的政策，直到雍正推行“養廉銀”制度，才正式承認和給予官員豐厚的收入，但“養廉銀”制度最終也還是不能滿足大小官員欲壑難填的胃口，沒有革除晚清吏治黑暗的痼疾。

王莽“道德反腐”

王莽在歷史上一直以反面人物的形象出現，不過，如今也有人認為，王莽的治國政策，恰恰最符合儒家“王道樂土”的理念，甚至有人將他比作堂吉訶德式的悲劇人物。而王莽的失敗，也恰恰說明了儒家理想與現實的沖突。

王莽當上皇帝后，由于帝位來得不太光彩，“欲震威以懼下”，于是外興戰事、內亂制度，上疑大臣、下擾人民，短短幾年時間，就使西漢承平之業變得千瘡百孔，百姓顛沛流離。面對混亂局面，王莽以國家尚未安定為由，下令“上自公侯，下至小吏，皆不得俸祿”，就是說，停發了所有官員的工資。接著又頒布詔令，對改革官員俸祿制度提出了他的構想：“古時候，如果遇到年歲豐收就增加俸祿，如果遇到歉收時就減少俸祿。如今不妨也制定一個標準，依據時節好壞，核發官員俸祿。”

王莽這個構想，與今天有些人提出將公務員工資與經濟社會發展指標相掛鉤的建議可謂不謀而合，既契合古制，又頗具現代理念。可惜的是，在當時的技術條件特別是統計手段下，根本就不可能制定出這么一個計算豐歉多少的標準，結果是，各級官員最終還是領不到工資。

那么，官員領不到工資怎么辦？可想而知，“天下吏以不得俸祿，并為奸利”，“各因官職為奸，受取賕賂以自供給焉”。而看到大小官員絲毫不能體會自己的良苦用心，絲毫不以國事為重，絲毫沒有與百姓同甘共苦的情懷，王莽愈加惱怒，進而下令，對貪污受賄官員“收其家所有財產五分之四以助邊急”，并動員鼓勵小吏告發上司、奴婢告發主人，冀望以嚴刑酷法杜絕腐敗。誰想腐敗卻愈演愈烈，百姓也越來越不得安生，終于一發而不可收拾，短暫的新莽王朝轟然倒臺。

王莽取消官員俸祿，與他所推行的諸多“托古改制”措施一樣，絕不僅僅是“鬧劇”而已，背后反映出來的其實是一種強烈的道德主義色彩。認真說來，這項措施難道不正符合人們的道德期盼嗎：作為國家官員，不是號稱為百姓服務嗎？那就不但應當和百姓同甘共苦，而且還要吃苦在前，就算少拿、不拿工資，又有何不可？只不過，這樣做的效果如何，現實同樣也已經給了王莽答案。

事實上，官員無俸作為一項制度，在歷史上還果真存在過。北魏前期實行的就是官員無俸制，國家對官員只進行不定期的班賞。由于沒有穩定的收入來源，各級官員只好“取之于民”，“吏多貪墨”“士無風節”“貨賂大行”，“貪者得肆其奸，廉者不能自保”，吏治陷入整體性腐敗，盡管朝廷多次嚴厲懲治，但收效甚微。直到孝文帝改革，才全面推行俸祿制，北魏官員無俸制也成為中國古代官員俸祿制度史上一段短暫的插曲。

朱元璋“鐵腕治吏”

中國歷史上，朱元璋大概是出身最底層、經歷最坎坷的皇帝了。他出身貧苦農民家庭，從小是個放牛娃，16歲時父母死于瘟疫，只好去寺院當小沙彌。誰知又遇荒年，連寺院都沒飯吃，只好又去云游四方，邊乞討邊打發正當青春的生命時光。他后來參加起義隊伍，也是從士兵干起，一步一步走上人生的頂峰。正是因為這段崎嶇的人生道路，因為嘗盡底層生活的艱辛，朱元璋對于貪官污吏有著發自肺腑的憤恨，堪稱史上治貪治吏最嚴酷的皇帝。朱元璋治吏嚴酷到什么程度？像凌遲、棄市等刑罰已不能滿足他的憤怒，朱元璋甚至發明出了令人不寒而栗的“剝皮實草”酷刑。在這樣的高壓政策下，有讀書人因為害怕做官，不惜剁指自殘以逃避征舉。盡管后世對于朱元璋的性格、手段以及政策有諸多爭議，但對于他治貪治吏的真誠卻少有懷疑。

應當說，中國古代對于懲治官員腐敗，至少在制度設計上并非全然闕無，甚至從總體上看，對官員犯罪的懲處還重于常人，即使遇有大赦，也常特別申明，貪官污吏不在其中。但像朱元璋這樣手段極端的，實屬空前絕后。也許正是因為過于嚴酷，朱元璋死后，后來的皇帝紛紛廢除了他的大多數政策。

如果說如此苦心孤詣、心血傾注卻連自己的子孫都不能理解，尚且可以大度地苦笑幾聲，而一腔熱情卻未能帶來吏治的清明，就不能不令朱元璋感到憋屈了。可以說，自從坐上皇位的那一天起，朱元璋就與貪官污吏作不懈的斗爭，然而直到他死，貪污腐敗也從未消絕，以至于朱元璋曾經充滿無奈地說：“我欲除貪贓官吏，卻奈何朝殺而暮犯！”

由朱元璋所確立的明代治吏兩條基本思路是：低薪養吏與高壓反腐。低薪，最終被明代中后期普遍性的吏治腐敗證明是笑談；高壓，也在朱元璋、朱棣等政治強人死后化為煙影。回想到朱元璋那一聲“朝殺而暮犯”的嘆息，我們仿佛看到了一種英雄無力的悲涼、一種進退兩難的無助。

回顧漢宣帝、王莽與朱元璋三種思路迥異的反腐模式，很難簡單作一褒貶。但是不管怎樣，古人的這些反腐手段至今仍有借鑒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