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王敗寇，歷史多半是由勝利者來書寫的。丑化和詆毀失敗者，是勝利者的慣用手段。那些取而代之的“幸運兒”們這樣做的目的，無非是向世人闡述自己改朝換代是順應天意，是眾望所歸。商紂王就是一個被嚴重妖魔化的失敗者。

歷史上的商紂王不僅是一個容貌俊美、力大無窮的帥哥猛男，同時也是一位有著雄才大略、文治武功的英明天子。《史記·殷本紀》記載：“(帝辛)資辯捷疾，聞見甚敏，才力過人，手格猛獸。”其它史料中也有“形容俊美”和“帝辛受德有倒拽九牛之威，具撫梁移柱之力”的記述。作為當時世界超級大國的國君，商紂王同歷代帝王一樣，固然有淫逸奢侈、驕狂拒諫、橫征暴斂的昏暴一面，但這些所謂的“毛病”并不能掩蓋其雄才大略、英明神武的主流方面。

商紂王即位后，可以說是勵精圖治，宏振商邦。針對東夷部落經(jīng)常入侵國家，騷擾擄掠百姓的現(xiàn)狀，商紂王御駕親征徹底將其消滅，一舉解決了歷代先王均束手無策的“老大難”問題;他率兵東征西戰(zhàn)、攻伐八方，使商朝的疆域不斷擴大;征伐的同時，他還不失時機的把中原文化向四海傳播，進一步鞏固了王朝的統(tǒng)治。河南北部的淇縣(即朝歌)至今還流傳著這樣一句民諺：“帝辛的江山，鐵桶一般。”

那么，固如鐵桶的商朝江山，為何會“忽喇喇似大廈傾”，轉瞬間就滅亡了呢？英明神武的商紂王為何會遭遇身敗名裂的厄運呢？這與周文王陽奉陰違、伺機篡權地苦心經(jīng)營，以及周武王處心積慮地制造“輿論”攻勢、惡語中傷是分不開的。

如果說牧野之戰(zhàn)，是周武王推翻商朝的決定性戰(zhàn)役;那么戰(zhàn)前誓師，則是吹響商紂王身敗名裂的號角。為了解決自己以臣伐君、不合禮法的篡逆問題，煞費心機的周武王多次信口雌黃，無中生有，惡語中傷商紂王，使商紂王的名聲掃地。

在與各路諸侯會師后，周武王莊嚴誓師，發(fā)布討伐紂王的戰(zhàn)斗檄文《泰誓》，歷數(shù)了商紂王執(zhí)政以來，像“用婦人之言”、“毀壞三正”以及“離逖王父母弟，斷棄先祖之樂”等“自絕于天”的種種“劣跡”和“罪惡”。周武王的這一招無疑是毒辣的，但確實是奏效的。他那怒發(fā)沖冠、激烈憤慨般的煽動演講，一下子就把以下犯上的謀反之戰(zhàn)，變成了“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的正義之舉。

為了讓商紂王成為眾矢之的，周武王利用牧野之戰(zhàn)前的最后一點空擋，再次做戰(zhàn)前總動員，宣讀《牧誓》，重申商紂王的罪惡，并“喚起工農(nóng)千百萬”。經(jīng)過兩番莊重的戰(zhàn)前誓師，不僅使商紂王荒淫殘暴、無惡不做的腐朽統(tǒng)治者形象在人們心目中埋土扎根，也使整個隊伍同仇敵愾，群情激憤，斗志昂揚。一場在理論上“以有德伐無德”的“人民解放戰(zhàn)爭”打響了，商朝六百年的基業(yè)轟然倒塌。不過，商紂王沒有選擇茍且偷生，而是選擇了以身殉國，被火焚燒后的他仍是一副錚錚鐵骨。

“造宮室、建酒池、寵女色、囚賢人、施酷刑、害忠良”，是周武王為商紂王羅織的主要劣跡，也是商紂王國破人亡、身敗名裂的重要罪行。事實果真如此嗎？

早在春秋時期，孔子的得意弟子子貢曾說過：“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之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論語·子張篇》)意思是說：“商紂王雖壞，但決不象傳說中那樣歷害，他之所以名聲不好，是因為人們把天下所有惡事都算到他的頭上了。”

紂王遭受誣陷，不僅子貢忿忿不平，宋朝學者羅泌對此也有話要說。羅泌在《桀紂事多失實論》中指出：“帝辛大造宮殿，建造酒池肉林，寵信女色，囚禁賢人，殘害忠良等罪惡，與夏桀的罪惡如出一轍，凡桀的罪，就是紂的罪惡，桀紂不分，這些都是出于模仿。”羅泌這樣說是有根據(jù)的。例如：令人發(fā)指的“炮烙”酷刑，本來是夏王桀的發(fā)明“專利”，卻被人們張冠李戴在紂王的頭上。“肉山、酒海、瓊室、瑤臺”本是夏桀奢侈生活的“必需品”，周武王卻把這些“屎盆子”毫不留情地扣在了紂王的頭上。真是“欲加其罪，何患無辭！”

所以說，成王敗寇，歷史永遠不會同情失敗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