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機遇總是稍縱即逝，一步得生，一步得死，豈容貽誤。僵化的思想、狹隘的私利，導演了崇禎皇帝君臣極不負責任的議事秀，空留千古憾事。可見，改進文風會風，清掃作風背后的垃圾，關系事業成敗、國家興衰，是極其嚴肅的政治課題，絕非枝節小事。

崇禎之前的三個皇帝簡直匪夷所思，絕對是皇帝中的奇葩：神宗30年不上班，好幾茬高干到退休都沒見過領導;光宗是個花癡，上臺不到一個月，直接犧牲在床上;熹宗的木工和瓦工手藝絕對一流，本職工作統統交給魏忠賢代勞。

崇禎帝卻一反常態，是個勤政廉政的模范，工作17年，病假都沒請過;對家屬和身邊工作人員要求很嚴，為減輕財政負擔，讓老婆做飯織布。

這樣一個不錯的皇帝，卻于甲申年(公元1644年)三月十八日深夜，在離紫禁城一箭之遙的煤山(今景山)懸樹自盡，在遺書中要求李自成不得傷害廣大群眾。300多年后的今天，人們在景山公園崇禎自縊處，看著冰冷的紀念碑，不禁替他抱屈：老天爺咋不讓他多干幾年呢？

一個王朝的滅亡自有其必然性，山都擋不住，但歷史不是一條直線。老天爺曾經給過崇禎兩次機會，哪怕抓住一次，他就可能不用上吊，不用當大明的末代皇帝，甚至有可能成為復興王朝的英雄。但是，僵化的大腦、無休止的會議和一個又一個文件，還是把他和他的國家逼上了煤山。

南遷計劃如何泡湯第一次機會。甲申年正月，李自成大軍挺進山西，兩個月就可攻進北京，形勢瞬息萬變。大年初三，崇禎叫來太子辦公室的李明睿開小會，研究應急方案。

李明睿的意見是南遷，他認為，只要向南進行戰略轉移，就能緩過氣來。當年宋高宗趙構毅然南渡，在杭州建立了繁榮富庶的南宋，趙家天下又延續了150多年。咱大明的條件比那時候強多了，地方比它大，物產比它豐富，關鍵是祖宗當年遷都北京時，設南京為陪都，有一套完整的行政體系在。

李明睿敦促，只要您下決心南下，東山或可再起，大明中興有望。沿途的河北、山東、江蘇的情況目前還不錯，安全不是問題。總之死守北京就是等死，盡快動身為好。

李明睿說得有根有據，崇禎聽得入神，兩人深談了一晝夜。

不過，按明王朝的制度，皇帝的重大決策需要得到政府部門支持;而且崇禎還擔心，如果自己出頭提出放棄首都和祖陵，身后一定挨罵。最好由政府部長們在會上先提，自己假裝不同意，部長一再勸遷，這樣的決策過程最完美。

會上，崇禎帝流著淚試探說：“形勢都這樣了，我想親自上前線，戰死疆場，你們都別拉著我。”各部部長爭著要為領導分憂，代皇帝出征，就是沒人提南遷。

李自成大軍越打越近。崇禎暗示李明睿寫一份報告，把南遷議題公開化，試圖倒逼政府。政府首席部長陳演反對南遷，故意把消息捅出去，弄得沸沸揚揚，謠言四起，人心大亂。他還嫌不夠，指使一個小干部向上遞材料，攻擊南遷是別有用心，是“邪說”，要求嚴肅處理李明睿。

政府堅決反對南遷并非偶然：一是意識形態上的。士大夫階層長期被正統教育洗腦，堅信撤退可恥，在政治上是錯誤的;

二是為了保命和推卸責任。南遷成功還好，萬一失敗，出主意的、附議的，肯定沒有好下場;

三是實際利益上的。美宅良田不可能帶走，丟了北京還不知便宜誰。最要害的問題在于，南遷之后，南北兩個政府一合并，肯定要裁員，官員們思量的是：俺的位子還有沒有、好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