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吉思汗為何能力克群雄，統一蒙古？他及他的繼承者又為何能征服已知世界的大部分而創造歷史上最大的陸上帝國？對于這兩個問題，不少學者皆指出：無論在當時的蒙古或歐亞內地，成吉思汗皆未遭遇堅強對手。在蒙古草原之上，與成吉思汗爭霸的群雄如札木合、王汗與塔陽汗皆缺乏自身的領袖魅力與組織才能，他才能脫穎而出，統一蒙古。而在文明世界中，無論是東亞及伊斯蘭教、基督教世界皆是四分五裂，而且各國皆已衰敗不堪，難擋蒙古新銳之勢，以致蒙古人能利用其間之矛盾，逐個擊破。

客觀情勢固然有利，成吉思汗成功的最重要的原因，還是他本人的性格與能力。日本學者小林高四郎借用符拉基米爾佐夫“天才的野蠻人”(savage ofgenius)一詞來刻畫成吉思汗的性格。成吉思汗“從始至終都是一個草原人”，愛酒，愛色，愛馬，尤其嗜愛狩獵，“蒙古人憎恨盜竊，討厭欺詐，忠于主君，是游牧民族共同的性格。尊敬上天，款待客人，生活光明磊落，都是成吉思汗所具備的”。但他亦具有謹慎、自制的一面。作為主君，他有度量，重信義。“沒有度量，不守信義，只靠力量，不能創立那樣偉大的軍事國家”。總之，小林氏認為成吉思汗是一理想游牧戰士及草原領袖的化身。

此外，成吉思汗無疑是卓越的組織家、“深沉有大略，用兵如神”的戰略家。其才能絕不限于毛澤東所說的“只識彎弓射大雕”而已。他將松散的蒙古人--乃至所有的游牧民族--組織成號令統一、勇猛善戰的鐵軍。作為一個統帥，他不僅是勇將，而且是智將。他能從大處著眼，擬定戰術與戰略，并且善于利用間諜與外交，分化敵人。在戰場之外，有如格魯塞所指出，雖然成吉思汗終身為一文盲，他卻能接受來自文明世界的顧問，如塔塔統阿、耶律楚材及牙剌瓦赤父子等的建言，突破蒙古原有的文化局限，不僅使蒙古人由城市之破壞者轉化為保護者，而且為其征服的定居地區建立常規行政制度，并且對不同宗教與文化皆加包容，才能將其兼含游牧民族與定居民族的廣大帝國置于穩定的基礎之上。

成吉思汗亦善于利用宗教力量。七世紀時，阿拉伯人的大征服主要是由伊斯蘭宗教狂熱所推動，蒙古征服的背后亦有一股類似的力量。蒙古人篤信長生天為宇宙最高之主宰。成吉思汗技巧地利用薩滿教，不僅使蒙古人相信他是受長生天的厚愛而統治草原，而且使他們感染宗教性的狂熱，深信蒙古民族乃是承受長生天之命，“倚仗長生天的氣力”而征服世界。沃爾納得斯基形容蒙古征服是一種“心靈的爆發”(psychic explosion)， 而成吉思汗便是這種心靈爆發的啟迪者。

蒙古人不僅善于利用游牧民族固有的騎兵優勢，而且能不斷吸收新戰法，化敵長為己長。在戰場之上，蒙古人善于利用騎兵的機動力、沖擊力，造成變幻莫測的效果。英國軍事學家李德-哈特(B.H.Liddel-Hart)曾說：“使用單一兵種一一騎兵一一是蒙古人不斷勝利的秘密”，“機動力為其戰略及戰術上的王牌”，這一說法正確指出騎兵的重要性，但將蒙古人的戰無不勝完全歸功于騎兵則失之于片面。

騎兵利于野戰，但遇高壘深池，長江大河便是一籌莫展。全賴騎兵難以征服定居國家。金哀宗曾檢討蒙勝金敗的原因說：“北兵所以常取全勝者，恃北方之馬力，就中國之技巧耳！我實難與之敵”，這位亡國之君一語道破蒙古人常勝的奧秘，但事實上，蒙古人學習技巧的對象不限于“中國”。在攻夏、伐金、西征的過程中，又形成一支以騎兵為核心，兼擁步、工、炮等軍種的復合大軍。以后伐宋期間，更建立強大水軍。因此，不斷適應新情勢，增加新兵種，吸收新戰法，配合騎兵作戰，才是蒙古人東征西討、所向披靡的主要原因。

成吉思汗作為蒙古帝國的開創者固然重要，但也不能忽視他的繼承者的角色。窩闊臺、蒙哥、忽必烈等大汗皆能步武其后，繼續擴大帝國的領土，并隨著情勢變化而改善其組織。如果沒有這些優秀的繼承者，成吉思汗的帝國可能亦與其前的游牧帝國一樣，及其開創者之身而止，無法繼續擴大。

成吉思汗及其子孫締造的廣大帝國，統治了中國、中亞及波斯約達百年之久，而俄國更處于所謂“韃靼”的枷鎖之下近二百年，影響自然廣大而深遠。關于這些影響及評價，自古迄今，爭議頗多。可分統一蒙古、征服世界兩方面言之。

對蒙古而言，成吉思汗是結束各部長期爭戰、統一草原、凝聚蒙古族群認同，并將蒙古人推上世界歷史舞臺的民族英雄。他統一各部、締造蒙古民族之功確實無可否認。但就蒙古人而言，其對外征服也是利弊兼具。征服戰爭固然能帶來巨大財富，提高工藝水平，促進了對外貿易的繁榮，但對平民而言，戰爭造成的負擔遠大于所獲得的利益。征服所掠取的財富大都歸貴族所享有，而平民卻須負擔長年征戰所需求的人力與物力，無數平民百姓或捐軀疆場，或世代遠戍他鄉，造成本土人口的嚴重流失。但是，盡管戰爭帶來頗多負面影響，蒙古人長銘于心的，卻是征服世界的民族榮耀與自豪。近代以來，內蒙古的人民固然如此，即在外蒙，人民對成吉思汗的崇拜也是一股無法阻絕的暗流。自1990年后，這股涓涓暗流已發展為波濤澎湃的巨濤，“圣主”成吉思汗再度成為萬民膜拜的民族英雄。

蒙古人對外征服所造成的影響可從正負兩方面來說：自負面言之，古代及現代史家往往強調蒙古人殺戮之多、破壞之廣，可以說歷史上所罕見，造成許多地區(包括華北、中亞、西亞及俄國)人口大減，經濟逆退，文化衰落，西歐是唯一幸免的地區，以致后來能夠超越亞洲而發展出近代文明。對于蒙古入侵所造成的破壞，當時俄國人詆詈蒙古征服為“上帝的鞭笞”，西歐人稱蒙古人為“來自地獄的魔鬼”。而俄國詩人普希金(A.S.Pushkin)也有句名言：“韃靼人與摩爾人不同，雖然征服我們，卻未帶來代數學，也未帶來亞里士多德”，遂使俄國錯失文藝復興的良機。

至于中國，也有不少學者認為，宋代出現的近世化現象因蒙元統治而中斷，造成中國歷史發展的停滯乃至逆退。

不過近代以來，各國史家對蒙古人的殘暴也頗多原宥之辭。符拉基米爾佐夫認為成吉思汗向來為人所詬病的嗜殺問題，應從其時代背景去判斷，“即使在重大戰役中，成吉思汗的殘酷與嗜血并未超越當時其他民族的將領”。法國東方學者格魯塞(RenéGrousset)的《世界征服者》中也認為：成吉思汗征服戰爭所造成的破壞，不是由于他本人的嗜殺，而是由于當時蒙古文化及其正義觀的局限。

從正面的影響言之，甚多學者皆認為，蒙古人使歐亞內地的大部分籠罩于一政權之下，締造所謂“蒙古和平”(PaxMongolica)，對促進東西文化、經濟交流大有貢獻，例如格魯塞稱贊蒙古征服“將環繞禁苑的墻垣吹倒，并將樹木連根拔起，卻使鮮花的種子從一花園傳播到另一花園”，其文化傳播之功可與羅馬人先后輝映。美國學者阿布·盧高(JanetK. AbuLugho)認為，由于蒙古帝國為商旅提供暢通安全的環境，一個涵蓋中國、伊斯蘭教世界及歐洲的“世界體系”已然成形，早于歐洲人所建立的體系兩百年。美國人類學家魏澤福(JackWeatherford)近年出版的《成吉思汗：近代世界的創造者》更主張，蒙古征服促進了國際貿易的發達，加速了區域間人口、觀念及科技的轉移，乃至全球文化與世界體系的發軔。歐洲則是蒙古征服的最大受益者。中國的幾大發明與波斯繪畫風格的西傳，導致西歐“文藝復興”的誕生。作者更強調蒙古人所主張的貿易自由、交通開放、知識共享、世俗政治、多教共存、國際法、外交豁免的精神，構成了近代世界體系的基礎。

平心而論，蒙古征服對東西經濟、文化交流確實有促進之功，也間接啟發了以后歐洲人的地理大發現乃至文藝復興的開端。但是，有如內地元史學者周良霄所說，促進東西經濟、文化交流僅為蒙古西征的偶然結果，而不能當作評價西征的主要依據。而且，所謂“蒙古和平”為時甚為短暫，商道的暢通在忽必烈時代即因各汗國間的內戰而中斷，所謂“世界體系”如曾存在，亦僅曇花一現而已。蒙古人亦未主張世俗政治、國際法、外交豁免的精神。近代世界形成的原因甚多，“蒙古和平”僅是一項間接因素。如稱成吉思汗為近代世界的創造者，不免引喻失當，過分夸大他和他的繼承者之正面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