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代皇帝溥儀關于奕劻在辛亥年的所作所為，有個最為尖銳的評價：“(奕劻)受袁世凱的錢，勸太后讓國，大清二百多年的天下，斷送在奕劻手里”。

奕劻是滿洲鑲藍旗人，愛新覺羅氏，乾隆第十七子永璘之孫，光緒的皇叔，1894年慈禧六十大壽時被封為慶親王，又在1908年獲授鐵帽子王，世襲罔替，是清廷授封的最后一個鐵帽子王。1911年辛亥革命期間，奕劻當了6個月的首任內閣總理大臣，是決定清廷命運的關鍵人物。

慈禧在咸豐年間與其弟桂祥通信，常由奕劻代為捉筆，奕劻雖無學問，卻寫得一手好字，深得慈禧的好感。1884年(光緒十年)，慈禧太后罷斥恭親王奕，本無實權的奕劻因緣得接任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主持外交，并進封慶郡王。次年設立海軍衙門，受命會同醇親王奕譞辦理海軍事務。權位漸崇的奕劻因才能平平而庸碌無為，常為時人所暗譏。

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改為外務部后，奕劻仍任總理大臣。

1903年，榮祿病死，袁世凱得知奕劻將到軍機處任職，立即派親信楊士琦給奕劻送去1張10萬兩的銀票。奕劻假意推辭。楊士琦說：“宮保知道王爺不久必入軍機。在軍機處辦事的人，每天都得進宮伺候老佛爺，而老佛爺左右，許多太監們一定向王爺道喜討賞，這一筆費用也就可觀。所以這些錢不過作為王爺到任時零用而已，以后還得特別報效。”聽了這番話，奕劻欣然收下了銀票。此后，袁世凱對奕劻“月有月規，節有節規，年有年規”，供奉不斷。袁世凱還和小自己17歲的奕劻長子載振結拜為兄弟，與奕劻套近乎。

奕劻果然如袁世凱所愿，入軍機處任領班軍機大臣，旋又管理財政處、練兵處事務，集內外大權于一身。奕劻為人貪鄙，與其子載振、大臣那桐賣官鬻爵，被時人譏為慶那公司。

奕劻做事，善于猜測慈禧風向，“榮辱忽焉，皆在圣意”，慈禧對其很信任。與八國聯軍打過一仗之后，慈禧有些心灰意冷，日常政事由奕劻主持。而奕劻則視袁世凱為最可信賴的人，時常向他問計。奕劻、袁世凱兩人的勢力迅速膨脹，投靠奕劻父子、袁世凱門下成了不少人升官發財的捷徑。

在清末最后十年中，奕劻與袁世凱沆瀣一氣，一個掌朝，一個掌軍，不折不扣地完成了一個“大北洋”政治框架，朝野軍政，大半北洋。甚至于袁世凱在1909年下臺，也沒有從根本上打破北洋系在軍事上的壟斷地位，這無疑是為清朝的滅亡備好了掘墓人。

武昌起義爆發后，舉朝人心惶惶。內閣總理大臣奕劻與協理大臣那桐、徐世昌(二人皆為袁黨)第一個想到能挽回局勢的，就是袁世凱。而能說服載灃重新起用袁世凱的，也只有奕劻。1911年10月14日，由奕劻提議起用袁世凱，那桐、徐世昌隨聲附和。不久，袁世凱代奕劻為內閣總理大臣，重新組閣，奕劻改任弼德院總裁。

此時載灃雖被架空，但畢竟還是監國攝政王，也是海陸軍大元帥，擁有管轄調遣禁衛軍之權，仍然對袁世凱構成一定的威脅。為了徹底除掉這個障礙，袁世凱伙同奕劻，告訴隆裕、載灃，“革命黨太厲害，我們沒槍炮，沒軍餉，萬不能打仗。”隆裕問：“可否求外國人幫助？”奕劻說：“等奴才同外國人說說看。”過了兩天，奕劻說：“外國人再三不肯，經奴才盡力勸說，他們才表示，革命黨本是好百姓，因為改良政治，才用兵，如要他們幫忙，必使攝政王退位。”在奕劻、袁世凱的哄騙之下，隆裕讓載灃退出監國攝政王之位。

這一年年底，南北和談進入關鍵階段，清帝遜位與否，南北雙方難以達成一致見解。南北議和開始后，奕劻主張清帝退位。他對隆裕說：“革命軍隊已有5萬之眾，我軍前將士皆無戰意。”又對載灃說：“全國已去大半，幸能偏安，亦難持久。果能融合滿漢，改良政體，似不妨和衷商辦。若因固執而至決裂，則滿人均為我一家所累。”載灃聞言，放聲大哭。

1912年1月17日御前會議上，奕劻、溥倫主張自行退位，頒布共和，奕劻說：“要想保全皇室，除了走共和的道路之外，恐怕沒有別的好辦法。”但溥偉、載澤堅決反對，沒有結果。第二天再開御前會議，仍無結果。會后，以良弼為首的宗社黨等十余主戰派前往慶邸，圍攻奕劻，但奕劻不改主意。

1912年2月12日，清廷接受優待條件，宣布清帝退位。清廷大廈將傾之關鍵時刻，奕劻成了壓倒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有人這樣評價奕劻：“以理內政，則內政無不荒，以理外交，則外交無不敗……奕劻于皇族中，固斷送滿清之第一罪人矣。”

清帝退位后，奕劻遷居天津。憑借多年積累的不義之財，奕劻在那里度過了優裕閑適的6年時光，于1918年病死寓中。奕劻去世后，其家人請求謚號。末代皇帝溥儀本想給奕劻“謬”，“丑”、“幽”、“厲”等惡謚，但最終采納上書房意見，給了一個“密”字，意思是讓他“追補前過”，在清代親王謚號中，“密”是最差的一個字。

奕劻之貪財，在晚清無人可與其匹敵，堪稱“晚清第一貪”。1911年《泰晤士報》刊發《慶親王外傳》一文，稱奕劻：“彼之邸第在皇城外之北，北京大小官員，無一不奔走于其門者，蓋即中國所云‘其門如市’也。”該報還爆料稱，慶親王僅在匯豐銀行一地的存款，就達到200萬兩之巨。有清一代，奕劻之貪，與和珅不相上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