宮刑，也叫腐刑，是古代一種破壞生殖的殘酷肉刑。鄭玄給《周禮·秋官·司刑》作注說：“丈夫則割其勢，女子閉于宮中。”關于宮刑的記載最早見于《尚書·呂刑》。《尚書正義》說：“婦人幽閉，閉于宮，使不得出也。……隋開皇之初始除男子宮刑，婦人猶閉于宮。”(《十三經注疏·尚書正義卷十九》宮刑集對肉體的摧殘與精神的侮辱于一身，對被施與者的傷害是巨大的。

漢武帝天漢二年(公元前99年)，漢軍三路出擊匈奴，其中李廣的孫子李陵率領的五千步兵不幸被匈奴八萬精銳騎兵包圍。盡管漢軍“所殺過當”，但終因寡不敵眾，最后全軍覆沒，李陵被俘投降。司馬遷當時擔任太史令一職，因看不慣同僚們落井下石的齷齪行為，忍不住替李陵辯解了幾句，本意是想“推言陵功，欲以廣主上之意，塞睚眥之辭”(司馬遷：《報任安書》)。沒想到漢武帝一腔怒氣正無處發泄，于是遷怒于人，認為司馬遷，欲“沮貳師，而為李陵游說，遂下于理”(《報任安書》)。司馬遷是我國古代偉大的思想家和歷史學家，家族幾代都為士大夫，深受儒家思想熏陶。他自己生活在“君明臣賢”的西漢鼎盛時期，很受漢武帝信任，卻不料遭此慘禍。肉體上的摧殘和精神上的羞辱使司馬遷蒙受了奇恥大辱。他說：“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最下腐刑，極矣。”“仆以口語遇遭此禍，重為鄉黨戮笑，汙辱先人，亦何面目復上父母之丘墓乎？雖累百世，垢彌甚耳！是以腸一日而九回，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所如往。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沾衣也。身直為閨閣之臣，寧得自引深臧于巖穴邪！故且從俗浮湛，與時俯仰，以通其狂惑。”(《報任安書》)腐刑使司馬遷悲痛欲絕，一度幾近癲狂。

司馬遷是當時頗有名氣的學者，官居太史令，而且深得漢武帝的信任，為什么會因幾句公道話而遭此慘禍呢？我們不妨把李陵事件與封建集權制性質、時代特質以及漢武帝本身的性格特征結合起來考察，就不難找出真正原因。

漢武帝時代是一個大一統意識強烈的時代，也是一個渴望建功立業的時代。文景以來的西漢盛世賦予了漢武帝張揚自大的個性特征——敢作敢為又喜怒無常，“順我者昌，逆我者亡”，這是其一。其二，西漢與匈奴關系是當時一個極為敏感的話題，李陵的投降使好大喜功的漢武帝大失臉面。其三，漢武帝時期“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儒家的“三綱五常”理論已經建立起來，仁義禮智信是衡量士大夫大是大非的重要標準。儒家的仁義觀要求士大夫“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論語·衛靈公》)。李陵投降無論就國家利益來說還是儒家禮義來說，都是與之相悖的，所以漢武帝盛怒之下遷怒于他是必然的。可以這么說，司馬遷受宮刑一是因為漢武帝喜怒無常的性格，二是司馬遷自己政治觀的落后和性格的迂闊。整部《史記》中反映司馬遷政治觀落后和性格迂闊的事例是很多的。比如，司馬遷非常反對“均輸平準”的措施，認為是制約了經濟的良性發展。如果單就經濟發展的共性而言，這并沒有問題;但他卻沒有(或者不愿)看到漢武帝時期社會的特殊性。

當時漢朝處于與匈奴斗爭的關鍵時期，而討伐匈奴的成敗對西漢帝國的整個發展都將產生重大影響，所以實施“均輸平準”、集中全國之財力物力的舉措是必要的。

這正如世界現代史上蘇聯的戰時共產主義政策所起的積極作用。而司馬遷看不到(或者忽視了)這種積極作用，以共性來否定個性，這是極不恰當的。再比如，司馬遷對漢武帝“獨尊儒術”的舉措是極力否定的。在司馬遷眼里漢儒太“俗”。其實漢代“俗儒”乃以經世致用為主要特征。其雖俗，卻迎合了社會發展的需求，適應了社會進步的潮流。這與先秦“醇儒”的迂闊不經是不可同日而語的。又比如，司馬遷強烈譴責漢代“酷吏”。從當時的政治形勢來看，漢武帝重用“酷吏”，正是打擊豪強，消除動亂隱患、鞏固大一統局面的積極表現，從總體上或主流上看，是值得肯定的。可是司馬遷卻對這些積極措施帶來的負面影響耿耿于懷，抓住一點，不及其余;看不到由于時勢變化而“攻守之勢異矣”的客觀事實，拿落后的、保守的政治眼光來評判進步的社會特征。這是他所以遭致宮刑的主要原因，也是其悲劇性之所在。許多《史記》研究者在分析司馬遷受宮刑的原因時，過分強調他與漢武帝的思想對立性，而忽視了應該從廣闊的社會背景和歷史環境中尋找原因，以至于得出了并不準確的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