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太后兩次成功地發動宮廷政變，三次垂簾聽政，同治、光緒兩朝強勢干政、獨斷乾綱，兩個小皇帝在她手中被隨意拿捏，大臣中的精英也被她把玩在股掌之間，操縱權柄長達四十八年之久，七十四歲病逝。如果中國當時依然生活在可不理會世界的絕緣體之中，那么，這位太后的命運與中國社會的運作可能也不會有多少特別的看點。然而，當時的世界形勢已絕非傳統時代，一個落后于時勢的文明古國與生氣勃勃的西方世界之間的反差，已經非常清楚地擺在面前。或者說，在西方文化強勢崛起，列強環伺整個地球的形勢面前，中國如何適應這世界的變化，是一個千年不遇的嚴峻課題。而此時決定中國命運的卻是這位精通統治術而昧于世界大勢的太后，雖然在形勢的逼迫下，也多少支持洋務派、改良派做了一點事，似乎也使中國社會有所進步，但始終無法擺脫內外交困的局面，甚至造成喪權辱國的后果，在中國傳統社會的末年演繹了一段極為悲劇的深刻歷史。

1861年，咸豐病死，因辛酉政變中獲得政權的慈禧開始垂簾聽政。在議和外交取得“中外相安”的背景下，改良體制實行“滿漢合流”，重用能臣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張之洞等。鎮壓太平天國革命后，以“自強”、“求富”為宗旨，支持洋務運動，出現了回光返照的“同治中興”，開創了中國近代“摸石頭過河”的新局面。洋務運動使國家經濟持續多年高速度增長，制造局、機器局、招商局、織布局、通商銀行等一大批企業，及一系列重大工程相繼建成，新學堂開展新式教育，新軍隊建設新裝備……洋務運動在三十年發展下的輝煌成果，如果沒有慈禧太后的點頭，那是不可能獲得的。其重用漢族大臣之力度，也超過任何一位晚清皇帝。

然而，對于正處在世界科學進步風潮與自身社會需要大變革的轉型時代，慈禧與當時的國家最高統治者應有的知識素養與政見視野存在相當的差距。其在許多問題上表現出驚人的無知，沒有主動吸納新知識新事物的愿望與魄力，更沒有對洋務運動的通盤考慮與目標規劃，乃至打壓銳意改革的恭親王，同意中止派遣留美幼童、阻礙鐵路諸工程的建設……她支持洋務運動的目標是富國強兵，而非提高素質、富裕民眾，更不愿讓洋務派太得勢而危及皇權統治。所以，她同時也是頑固保守派的后臺，支持他們對洋務運動進行各種掣肘。更是貪圖安樂享受，不惜挪用海軍軍費修建頤和園，中日戰爭期間不顧一切地舉辦六十大壽慶典，極盡奢華鋪張，前后一個月用銀五百四十余萬兩，而前線的戰爭籌款才二百五十萬兩，不及慶典費用一半。她有足夠的手段去控制國策人事，卻沒有多少責任感去使國家適應世界前進的步伐，她只是一個支持有限改良的既得利益者。

1895年，甲午戰爭慘敗，據說前線敗績戰報傳來，慈禧與光緒也曾抱頭痛哭，光緒帝決心變法，慈禧也支持。她曾對光緒說：“變法乃素志，同治初即納曾國藩議，派子弟出洋留學，造船制械，以圖富強也。”還說：“茍可致富強者，兒自為之，吾不內制也。”然而，說是“歸政”，卻依然在背后掌控朝內的一切用人行政，光緒帝什么大小事都得向她匯報，實為傀儡。所以，當她受到頑固保守派的影響，對變法措施與限度不滿，加之聽聞變法派想用兵變直接威脅其權位與生命，便用政變手段囚禁皇帝，殺害戊戌六君子，一場轟轟烈烈的百日維新就此夭折。

慈禧扼殺變法，囚禁皇帝，引起列強干涉，要求其還政于光緒，她只好散布光緒病重的消息。不料洋人不但要出面給光緒看病，還庇護康有為等維新派，這使慈禧極為憤怒。此時，爆發了打著“扶清滅洋”口號的義和團運動，頗對她胃口，當看了義和團“刀槍不入”的荒唐表演后，以為有天兵相助，便貿然向列強宣戰。官軍與義和團攻打外交使館與租界區，見洋人與教民就殺，哪料遇“八國聯軍”就一敗涂地，慈禧只好棄京西逃，天朝陷入“庚子之亂”。這時才對雙方的實力差距有所感覺，最后還是歸罪于義和團，下令痛加圍剿鏟除。知道聯軍燒殺搶掠，說了聲“我對不起人民”，同時有所清醒，知道中國之積弊已不得不有所改革，主動發布新政諭示。然而，這付出的代價已是極為沉重與慘痛。

晚年實行新政，改革官制、軍制、法律、經濟、教育，每一項幾乎都可謂大手筆。如設立近代政府各部門，鼓勵私營工商業，廢除科舉而建近代學校與學制，派遣士人出國留學。法律全面改良中認可聘請日本法學家起草編纂近代各類新法典，對軍隊進行現代化改造，尤其是派遣大臣分赴東西洋各國考察，然后同意預備君主立憲，下詔籌備設立咨議局和資政院，頒布《咨議局章程》與《咨議局議員選舉章程》……其最后一道諭旨是《九年預備立憲逐年推行籌備事宜諭》，改革的力度不可謂不大。說明在國事衰微之際，她也逐漸產生一些樸素的改革進取意識，同時在政治改良方面也有一些出彩的成果。

然而在關鍵問題上，她是有底線的，就是不能觸動祖宗家法，不能對現存體制作過大的變動，必須維系皇權的穩固與保住皇族的既得利益，于是，在憲政改革的實質方面決不讓步，不容對皇權的專制獨裁與至高無上有任何侵損。她支持洋務運動，是因為其富國強兵的目的能使皇權更加鞏固;她同意君主立憲，在于一些親貴大臣告之可使皇位萬世永固并消弭外患內亂。所以，慈禧不是個有政治遠見的人，她最為熱衷的核心價值觀就是確保自己手中的皇權，她有相當的權力癖，懂得有權就有一切，無權一切都是泡影。要讓這樣的統治者放棄權力，實行真正的虛君立憲，無異與虎謀皮。同時，中國也沒有這樣的虛君文化傳統，一個皇帝如果只是擺設，那他的下場肯定悲哀。慈禧同意的君主立憲，只是用“憲法”來為專制皇權找一個合法的根據，于是便有《欽定憲法大綱》的出籠。所以說，她依然是頑固保守勢力的總代表，而統治者這樣的立場最終只有導致專制政權的崩潰。

許多人認為慈禧是個陰險狠毒、睚眥必報、狐貍其貌而虎狼其心的獨裁者，其實，這是在中國特色權力斗爭旋渦中生存所必備的政治技巧。在一個最鄙視女人的國度中，帝王的寡婦要獲得權力更得心狠手辣。她六十慶典時的名言：“今日令吾不歡者，吾必令彼終身不歡！”其狂傲殘忍的性格與人生價值觀一目了然。然而在不危及地位與權力的前提下，她或也會開明、善良、通達;而一旦觸及權力之爭，她則不計利害、不擇手段，將對方置于死地。平心而論，慈禧是個非常精明的女強人，其政治才干相當突出，剛強果斷，機智精敏。在她四十八年的統治生涯中，能始終牢牢控制局面，通過自己的聰明和狡黠成功地把整個國家變成維護自己權益與欲望的工具。

時代的悲劇在于，當中外文化開始摩擦起火花時，國內出現了洋務派、維新派、立憲派等各種改良的呼聲，及一些有世界眼光的學者，可以說，世界局勢開始向中國招手。然而，主宰中國的是慈禧，這個對新事物的知識不足，對世界局勢反映遲鈍的獨裁者，居然由她代表真理，由她決定民族的命運。于是，她既可以支持洋務運動，首肯維新變法。也可以挪用軍費，發動政變;既利用義和團盲目排外，向列強宣戰，導致國家和人民慘遭蹂躪。也可以失敗后為與列強議和，締結喪權辱國之條約，“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既可以主持新政，比戊戌變法時的舉措更有力度，頗獲改革成果;也可以阻礙憲政之路，提出“五不議”，搞個《欽定憲法》，用“憲法”來規定皇權專制與獨尊。國家就在這樣的道路上晃晃悠悠、左右搖擺，不時與一系列災難并行。

據說，經歷庚子事變的挫折后，晚年的慈禧在重大決策方面，常常是焦慮不安、優柔寡斷、心力交瘁，還時以淚洗面，表面強勢而內心脆弱。但卻依然遵循“寧讓我負天下，休讓天下負我”的宗旨行事，靠權勢、性格與手腕、心情掌控中國的一切。為什么國家在歷史的關鍵時刻會被這樣一個寡婦玩弄于股掌之間近半個世紀？國家前途只能壓在這樣的統治者身上進行一場賭博？只能說明，在這片土地上，實在太缺乏政治理性以及制度文化方面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