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衡是元代的著名學者，他在漢、蒙文化的融合交流方面，起過不小的作用。忽必烈即位后，曾任命他為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

有一年盛夏，許衡遇到一件急事要外出處理，便顧不得烈日當空，帶著幾個人匆匆出門了。

驕陽似火。許衡一行在酷暑中趕路，一個個熱得滿頭大汗，喉嚨干得像要冒火。忽然，他們發(fā)現前面有一棵梨樹，不禁高興得爭先恐后地向梨樹跑去。

大家搶著摘梨解渴，只有許衡一個人端坐樹下。

兩個下屬摘了梨給許衡吃，卻被他謝絕了。

“天氣這么熱，您難道不覺得口渴嗎？”下屬問。

“盛夏趕路，酷熱難當，怎么會不口渴呢！”許衡回答。

“那您為什么不吃梨子呢？”下屬又問。

“不屬于我的東西，我怎么可以隨便拿來吃？”許衡反問道。

下屬勸他：“這梨樹沒有主人，您何必這樣拘謹呢？”

許衡堅定地說：“梨樹無主，我的心不可以無主！不管天下是混亂還是太平，不管他人是高尚還是卑鄙，我都要堅持自己做人的原則。只要心中有主，才能夠不覺夏日的炎熱煩躁，不怕口渴難熬;只要心中有主，才能夠事業(yè)有成，無往不勝。”

許衡一席話，說得隨行人員都很感動，也很羞愧。

忽必烈原來對中原文化并不熟悉，但他在當親王時，就留意招攬各方面的人才，特別是漢族讀書人中有才干的人。許衡只是這許多人中的一個。早在元太宗時，元太宗窩闊臺曾下令考試儒術，許衡參加了考試，并且考中了，由此他開始出名。忽必烈當親王時，特地派了使者去請他，并任命他為京兆提學。許衡到任后，大力興辦學校，講授程朱理學。由于他名氣大，來求學的人很多。

許衡當了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后，正式設立了國子學(封建時代的最高學府)，學生都是從忽必烈手下的蒙漢大臣的子弟中挑選出來的。許衡以朱熹的《小學》等為教材，向他們講授程朱理學等儒家文化，課余還教他們學習儒家的禮儀和技藝。使他們了解了中原文化和儒家的治國方法，為元朝廷培養(yǎng)了不少人才。他的學生，后來成為宰相、大臣的有近十人，成為各部和地方長官的又有數十人。

忽必烈手下還有一位劉秉忠，是他最信任，也是最早任用的漢人謀士。劉秉忠十七歲時就擔任了邢臺節(jié)度使府令史，二十二歲時到山中隱居，學全真道，后來又在天寧寺出家當和尚。1242年，禪宗高僧海云應忽必烈的召請，去講佛法，他帶了劉秉忠一同來到忽必烈的王府。在交談中，忽必烈發(fā)現劉秉忠知識很淵博，天文地理、工程水利、諸子百家，他沒有不知道的;對天下大事也了如指掌。因此海云禪師返回南方時，忽必烈把劉秉忠留在王府當書記。劉秉忠一直追隨忽必烈，經常參加重要政治問題的決策，對忽必烈的決策，起著重要作用，因此人們都尊敬地稱他為“聰書記”。

忽必烈即位后，劉秉忠按忽必烈的命令制定各項制度。他糅合蒙古的制度和中原的傳統(tǒng)制度，制定了元朝的新制度，在建立中書省、使用“中統(tǒng)”這一年號、選用官員等方面，他都起了很大作用。他還和許衡等人策劃立國規(guī)模，議定了官員的任命、俸祿等制度;又參照唐代的《開元禮》，主持制定了元朝的朝廷禮儀。

成吉思汗建國以后，一直用“大蒙古國”這一國號。忽必烈即位后，政治中心轉到了中原。公元1271年，在劉秉忠的建議下，取《易經》中“大哉乾元”的意思，將國號命為“大元”。早在公元1264年(至元元年)，燕京被定為中都，但因舊城被破壞得較厲害，1266年，忽必烈命劉秉忠主持建造新都城。劉秉忠將舊城東北的空地定為新城的城址，按中原都城的傳統(tǒng)制度和規(guī)格作了全面規(guī)劃，建起了一座新都城。1272年，按他的建議，中都改為大都，成為元朝的統(tǒng)治中心。

此外劉秉忠還向忽必烈引薦了不少有才干的漢族知識分子。如張文謙、姚樞等，都是他推薦給忽必烈的。在這些人的輔佐下，忽必烈鞏固了他在中原的統(tǒng)治。從1279年滅南宋后，元朝再次統(tǒng)一了中國，結束了唐代末年開始的分裂局面，并且奠定了包括以后明、清二朝在內的長期統(tǒng)一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