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宋子文學成歸國，先在盛宣懷經營的漢冶萍公司工作，一干就是6年，直到1923年南下廣州，才真正步入人生的坦途，宋子文到廣州后，被孫中山任命為陸海軍大元帥大本營秘書，不久，又任命他為兩廣鹽務稽核所經理，并委以籌備中央銀行的重任，1924年8月，中央銀行在廣州正式成立，宋子文出任第一任行長。

出任行長不久，宋子文面臨了人生一次嚴峻考驗，當時，在英帝國主義唆使下，匯豐銀行買辦陳廉伯籌劃商團叛亂，盤踞東江的陳炯明也準備配合商團軍進攻廣州，在危急時刻，宋子文積極為孫中山出謀劃策，并迅速將國民政府的全部資金搬到“沃羅夫斯基”號船上，為粉碎商團叛亂做出了貢獻。

1925年初，孫中山北上病危，宋子文侍病床側，并以見證人之一的身份，在孫中山兩份遺囑上簽名，隨后參加治喪，使之在國民黨的地位進一步提高。

1928年，南京政府成立后，宋子文就任財政部長職務，在此期間，宋子文為爭取關稅自主、改革鹽稅統稅、建立國家預算、貨幣廢兩改元等積極推進，可謂盡力盡責，與此同時，他為建立新的中央銀行、控制中國銀行和交通銀行，組建中國農民銀行，也立下汗馬功勞。

“九一八”事變后，宋子文制定抗日經濟計劃，爭取美援，主持全國經濟委員會，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策劃幣制改革，更是意義重大。

“西安事變”之后，宋子文積極參與了蔣介石、陳立夫等人與中國共產黨的秘密接觸，受到毛澤東的好評。

抗戰開始后，宋子文制定了一系列戰時財經政策，穩定了國家財政金融，得到了抗日救國人士的普遍贊揚，一些外國駐華使節也稱道不已，同時，宋子文還擔任了國際反侵略大會中國分會會長，在加強與世界各愛好和平，反對法西斯的組織和人士聯系，爭取國際社會同情和援助方面，做出了貢獻。

1942年1月1日，美、英、中、蘇等26個參加反法西斯同盟的國家代表在華盛頓簽署了《聯合國家宣言》，宋子文代表中國在這一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宣言上簽字。

1943年1月11日，宋子文又代表中國與美國、英國簽訂了中美、中英新約。隨后，中國又與比利時、挪威、加拿大等國簽訂了類似的條約，這樣，百年來帝國主義強加給中國的不平等條約基本上廢除了。

1945年4月，宋子文與中國共產黨代表董必武一起到舊金山出席聯合國大會首次會議，并擔任第三次全體大會主席，為中國贏得了榮譽。

抗戰勝利后，宋子文主持接收敵偽物資事宜，乘機膨脹國家資本和官僚資本，為廣大人民所反對，特別是在擔任行政院長期間，“開放外匯”，拋售黃金，引發爭購黃金風潮，造成通貨膨脹、物價飛漲，在一片反對聲中，宋子文被迫辭去行政院長職務。

此時，人民解放戰爭已是高歌猛進，在1948年12月25日中國共產黨公布的戰犯名單中，宋子文赫然上榜，排居第十位。

1949年1月28日，中共發言人發表談話，要求南京政府“必須立即動手逮捕一批內戰罪犯”，在領銜的十大戰爭罪犯中，宋子文名列第二，宋子文的政治生涯，已到了四面楚歌的境地。

飛機在云海中從容穿行，一幕幕往事也在宋子文頭腦中迅速閃現，但宋子文畢竟是個政治家，他很快勒住了思緒野馬的韁繩，回到現實中來，考慮他此去法國的秘密任務。

宋子文到達法國后，住在巴黎市郊的凡爾賽特里阿農旅館，每天的活動安排得十分緊湊，但由于保密工作做得好，宋子文在法國的活動不為外人所知，人們只是從蛛絲馬跡中進行猜測而已。宋子文赴法前，曾去奉化溪口一趟，與蔣密談。

宋子文法國之行后，上海俄文報紙《新生活》曾有一段記載：“中國前行政院長宋子文，已在法國和西班牙的邊境，替政府首要購置很多別墅和邸宅。他們在法國的尼斯、貝維拉斯等地方，已經購買和租定了一百多所別墅。因為害怕法國可能發生政治變化，以至影響其安全，宋子文又派人到佛朗哥統治下的西班牙之巴塞羅那附近，購買和租定了25所別墅。”

如果這一報道屬實，那么宋子文的法國之行極有可能是為蔣介石籌辦流亡地點，當然也有為國民黨政權拓展國際空間的考慮，只是后來，國民黨中央執委電請蔣氏“打消遁跡遠隱之意”，蔣也意識到英、法等國絕非久居之地。

再加上陳誠治臺后，內外環境有了很大變化，蔣介石才打消遠走英、法的念頭，正是這種變化，使得宋子文于6月7日接到蔣的神秘電報后，便匆匆離開法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