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書《三國志》里，陳壽對于周瑜的評價很高，多次以“英雋異才”、“王佐之才”、“年少有美才”、“文武韜略萬人之英”盛贊之，并評價其：政治上高瞻遠矚，忠心耿耿;軍事上“膽略兼人”，智勇雙全;人格修養上，“性度恢廊”，情趣高雅。

《三國志》記載，周瑜舉賢薦能可比鮑叔;折節為國可比藺相如;謙禮忠君無人能比。雅量高致，氣度恢弘。孫策初亡，孫權“是時權位為將軍，諸將賓客為禮尚簡，而瑜獨先盡敬，便執臣節。性度恢廓，大率為得人，惟與程普不睦。”諸將禮簡時，周瑜對比自己年幼的孫權極為恭敬，因此有性度恢廓評語，僅與程普不和，但他折節下交，終令程普嘆服。史載，“普頗以年長，數陵侮瑜。瑜折節容下，終不與校。普后自敬服而親重之，乃告人曰：‘與周公瑾交，若飲醇醪，不覺自醉。’時人以其謙讓服人如此”。

與人相交時如飲醇酒，典故就出自程普與周瑜交往的感受。而陳壽提到的“曲有誤，周郎顧”，則成為后來的文學作品中一個常用的典故。陳壽在《三國志·吳書·周瑜傳》中記載：瑜少精意于音樂。雖三爵之后，其有闕誤。瑜必知之，知之必顧，故時人謠曰：“曲有誤，周郎顧。”

如此一個剛柔相濟的人物又有無可挑剔的優秀品格和令人贊嘆的文武宏才，加之上天又特別偏愛給了他俊美的外貌，內外皆秀又風度翩翩，周瑜稱得上是十分完美，像他的名字一般如瑾似瑜。然而到了后世，周瑜的形象卻開始不斷地變異，甚至最后在民間變得面目全非了。到了東晉，周瑜的厄運就來了。這個偏安江左、只擁有半壁江山的封建王朝，為了維護自己的統治地位，開始在正統論上大做文章。他們巧妙地選擇了同樣割據一方的蜀漢作為正統，開始認定，周瑜為“小人”。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習鑿齒的《漢晉春秋》。

此后數百年，蜀魏正統之爭紛紛揚揚。到了唐朝，正統之爭開始出現在唐詩中。首先是杜甫，對蜀漢的諸葛亮極為推崇，對于這位憂國憂民的名相表現出了深深的同情。再就是杜牧，這位詩人在詩中不加掩飾地調侃周瑜，歷史在文學中開始出現偏差，“東風不予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到了宋朝，宋人治史之風頗盛，常常明是治史實為思想政治觀的較量，文人政客間的朋黨之爭更是驚心觸目，三國正統之爭也在爭斗之列，宋文壇多位大家被卷入。最終朱熹的理學占據了歷史的上風，帝蜀寇魏、尊劉貶曹漸成定局。隨后的元明清三代，史家多承朱熹的“帝蜀寇魏”論。人物的善惡褒貶也隨之潮起潮落，數度浮沉，最尷尬的當屬身處其中的東吳。為了尊劉，自然就得貶曹貶孫，作為孫權集團的周瑜，其形象自然也難逃打壓。

然而，在民間的話語權里，周瑜的身后命運更慘。三國故事在三國時代結束之后不久便在民間有所流傳。到了宋代，周瑜的形象已經徹底地扭曲了。如今所能找到的年代最為久遠的資料，就是宋元之際出現的話本《三分事略》。在這部為適應市民娛樂需求而產生的話本中，周瑜的形象已經是一落千丈了：在政治上，他鼠目寸光，為一己私利而置國家安危于不顧;在軍事上，他看似頗有才華，卻又似乎人皆可敗;在人格修養上，他好大喜功，心胸狹隘。史傳文學中那個雅量高致、出眾人之表的周公瑾已經蕩然無存，取而代之的是一位才智碌碌、妒賢嫉能的平庸之輩。

市井間“尊劉貶曹”的觀念早已有之。在蘇軾的小品《東坡志林》中，就曾對民間三國有過這樣的描述，“至說三國事，聞劉玄德敗，頻感眉，有出涕者;聞曹操敗，即喜唱快。”民間對人物的褒貶品評是有著自己的立足點和出發點。他們“尊劉”，擁“帝蜀”，而對于站在對立面的周瑜，自然不會有好感。之后，羅貫中著的《三國演義》的出現，徹底把周瑜的形象釘在了自相矛盾的演義標準上。一方面，它肯定周瑜結交孫策，開拓江東，定建霸業;舉薦魯肅，納降甘寧，舉賢任能;最后火攻破敵，建立不朽功勛。

而另一面，當遇到劉備集團的中心人物，周瑜又不得不退一射之地。對于那些中心人物，周瑜只能是陪襯。這一切，在那句“既生瑜、何生亮”的感嘆中仿佛達到了極點。《三國演義》對周瑜的形象做了大量的扭曲貶低，在此將演義與正史不同之處進行對比，以正視聽。正史的影響力，遠遠不及永遠的暢銷書、擁有億萬讀者的文學作品《三國演義》，明朝之后，人們對周瑜的了解主要來自于《三國演義》，周瑜的“既生瑜、何生亮”的嘆息回蕩在幾百年來的民間話語中。劉繼興認為，假如周瑜真地下有知，估計他會仰天長嘆：“既生瑜，何生《三國演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