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良(約前250—前186年)，字子房，潁川城父人，秦末漢初杰出的謀士、大臣，與韓信、蕭何并稱為“漢初三杰”。

張良的祖父、父親等先輩在韓國的首都陽翟(今河南禹州)任過五代韓王之相。

曾勸劉邦在鴻門宴上卑辭言和，保存實力，并疏通項羽叔父項伯，使劉邦得以脫身。后又以出色的智謀，協助漢高祖劉邦在楚漢戰爭中最終奪得天下，幫助呂后扶持劉盈登上太子之位，被封為留侯。

他精通黃老之道，不留戀權位，晚年據說跟隨赤松子云游。張良去世后，謚為文成侯。《史記·留侯世家》專門記載了張良的生平。漢高祖劉邦在洛陽南宮評價他說：“夫運籌策帷帳之中，決勝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表現出張良的機智謀劃、文韜武略。后世敬其謀略出眾，稱其為“謀圣”。

司馬遷的《史記》是以本紀、表、書、世家、列傳五體構成，其中“世家”記錄著活躍在帝王身邊的貴族、侯王的興衰史，《留候世家》便是一個典型的事例。留候就是指有著“漢初第一謀臣”之稱的張良。

張良、蕭何、韓信被史家譽為“漢初三杰”。蕭何為劉邦的幕僚長，位列第一功臣，但他的政治生涯并不樂觀，最后被劉邦所猜疑，被捕下獄，險些治罪;韓信擁有重兵，戰功赫赫，但素來被劉邦所猜忌，最終難逃被誅殺的厄運，可悲可嘆;唯有“謀臣中的第一高人”張良，在漢初帝王爭霸的歷史舞臺上成功地扮演了“王者師”的角色，始終受到劉邦的尊重，以至于成為古往今來能夠運用政治智慧來保護自己的范例。

司馬遷在《留候世家》的記述中，文學色彩并不是多濃厚，前后都是運用了一種平淡樸實的筆法，描述了張良如何從一個擁有報國之志的青年，如何利用自己的聰明才智為漢王出謀劃策，爭奪天下，然后在政治生涯的鼎盛時期又急流勇退的傳奇而又富有智慧的一生。民初史學家李景星在其《四史評議》一書中論曰：“史傳例不稱字，而《留侯世家》獨稱字，以高帝常字之也。凡此，皆太史公推重子房處。蓋子房乃漢初第一謀臣，又為謀臣中第一高人，其策謀甚多……”又曰：“《留候世家》尤妙在‘老人授書’及‘四皓定太子’兩段，全于淡處著筆，虛處傳神，使留候的逸情高致一一托出，信乎其為文字中之神品也。”

《圯上逢黃石公》一段，有傳奇色彩，但司馬遷未加任何修飾，就像給我們講述一個很親近很實在的故事。張良橋上遇黃石公，正是自己的理想抱負遭受挫折的時候。他博浪沙擊殺秦始皇不成，歷經十年磨難，巧遇黃石公，從為老人拾鞋穿鞋，幾次相會，到老人贈書，展示出張良的不凡氣量和隱忍有容的人格魅力，也說明了張良已經從一個江湖的豪俠之士，變成了一個成熟、深沉、機智識變的不平凡人物，為后來成為“王者師”埋下了伏筆。

《諫止復立六國》是張良政治智慧的一個出色表現。當時劉邦被項羽困在榮城，憂心如焚，急不可待的尋求破楚的良策。在這種情況下，一些人提出了重新封立六國，想借助六國君臣百姓的力量來削弱楚國。劉邦把握不準，就去征求張良的意見，張良當時就對這一決策進行了否決，并且針鋒相對的論證了這一策略的不可行性，同時指出了這一策略失誤的八條原因。

張良巧妙地以商湯伐夏桀而仍然封其后人于封地為例，把楚漢相爭的嚴酷現實和商湯伐夏桀、武王伐紂的歷史加以對比分析，最后得出令人信服的結論：如果重新封立六國，只能斷送漢王創下的偉業。

在這里，張良善于科學地總結歷史經驗，為現實斗爭服務。此外，在向君主諫言時，能把自己置于適當的位置，既雄辯，又不氣勢張揚，既嚴肅地指出厲害關系，又不置君主于難堪的境地，這種知彼知己、把握分寸、剛柔相濟的主宰形勢的能力，無疑具有不可忽略的借鑒作用。

司馬遷在《四皓定太子》一段里，把張良的政治智慧又推向了一個層次。漢高祖想廢掉太子，欲立戚夫人的兒子趙王如意。呂后驚恐萬狀，向張良尋求良策。張良說：始上數在困急之中，幸用臣策。今天下安定，以愛欲易太子，骨肉之間，雖群臣百余人何益？張良冷靜地分析了客觀形勢的變化，在生死存亡的緊要關頭，漢高祖為成就帝業，可以采納他的意見。如今天下安定，處理家庭骨肉之間的事情，漢高祖就不會這么容易的采納自己的意見了。張良正是基于對客觀形勢及自己在這一格局中的位置的透徹分析，才決定采用了與上次諫止漢高祖重新分封六國時的不同策略，用間接的手段達到直接的目的，即借助四皓的力量來達到鞏固太子地位的目的。

這個目的達到了嗎？司馬遷運用繪聲繪色的描述回答了這個問題。“鴻鵲高飛，一舉千里。羽翩已就，橫絕四海。橫絕四海，當可奈何，雖有贈繳，尚安所施！”漢高祖面對戚夫人的悲泣，唱起了這支楚歌，這是一首漢高祖無力駕馭局勢的無可奈何的挽歌，也是一首別出心裁的張良出色的政治智慧的贊歌。司馬遷就是這樣通過一個個看似平淡無奇的歷史事件，層層推進地凸現了張良出色的政治智慧。

《留候世家》的最后一節便寫到了張良急流勇退。張良大半生用智謀為漢王爭得天下，但“狡兔死，良狗烹;高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的歷史規律，他是深知的。急流勇退從理論上講，雖是消極的，但它的確是一顆在特定歷史時代各種復雜而特殊的政治文化因素相互制約下結出的歷史之果。

急流勇退，既要有識時務的睿智，又要毅然決然割舍功名利祿的勇氣。所以看似超然的急流勇退的過程，實際上是一個割舍名利的痛苦的靈魂掙扎過程。從這一意義上來看，在中國封建社會中，能夠急流勇退的人，既是智者，更是勇者。張良正是這樣的智者和勇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