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羽，一個在中國封建時代被歷代帝王神化的無以復加的歷史人物;一個在古典名著《三國演義》中忠義與道統的完美結合體。可以說，在《三國演義》中，關羽的形象寄予了作者羅貫中對劉備所代表的漢室“正統”集團的一種迷戀式的情感。這當然是由作者所處的時代決定的，但也恰恰證明了統治階級對于“忠義”思想迫切的需要。

在東漢末年那個天子羸弱、諸侯并起的大爭之世，唯有實力與手段才是決定成敗的關鍵，董卓、袁紹、曹操的相繼暴起及他們的不同命運都印證了這一點。可是，董卓欺凌天子、暴虐群臣，最后死于呂布與王允之手;袁紹官渡兵敗，一蹶不振，含恨身死;而曹操卻能操控天子、成一方霸主。三人命運的不同又究竟是什么原因呢？董卓，身處西涼，性格殘暴，由于何進之召才“名正言順”的進入洛陽誅除“十常侍”，可是權力的誘惑令他歇斯底里地行使著這本來就從天而降的“權力”，這種過度自我膨脹的囂張跋扈最終也注定了他身遭慘死的結局。袁紹，出身四世三公的官宦之家，對政治原本也有著頗為敏感的嗅覺。可是，一旦坐擁四州之地，便不禁忘形卻步，對時局失去了判斷力，最終也不得成就霸業。至于曹操，在身為兗州牧之后，不但沒有把各路諸侯都棄如敝屣的天子同樣的拋棄，反而將天子迎到許都，這不能不說是一種高明的政治手段。

實力、手段、再加上頗具說服力的“道統”，那當然就可以奠定成就霸業的基礎了，由此可以看出，曹操的情商是遠遠高于董袁二人的了。

而在《三國演義》中，關羽的形象也也完全成為羅貫中所表達思想的“形象代言人”。千里走單騎、過五關斬六將、單刀赴會……這一切都賦予了關羽太多本來難以承受的重擔，而讀者卻也為此津津樂道且頂禮膜拜，享受著那份作者刻意營造出的忠義氛圍。可這一切，就應該那么理所當然嗎？

《關云長》上映以來，謾罵的口水已經浸濕了這部電影的本來面目，大部分觀眾的批評更多的是一種思維定勢的盲目跟風。在他們眼中，關羽就應該是那個高高在上、正氣凜然的忠義之神，因此影片中關于人物的塑造傾向就成了觀眾集體攻伐的“口實”。影片中的關羽斬殺顏良完全是為了讓士兵不再流血，而此時曹操對他的一切禮遇反而顯得有些微不足道了，他幫曹操的忙，完全是處于他的“仁義”之心，并非那一個個“別有深意”的禮遇。

面對年少時曾經的夢中女神綺蘭，卻因為已經是劉備的小妾，使得自己內心雖然糾結痛苦，卻依然恭敬地奉若“嫂夫人”。這種糾結與痛苦在被曹操下于酒中春藥的催發下顯得更為真實，也更為震動人心。此時的關云長，同樣是一個將愛深藏心底的血性男兒。在麥田里與漢獻帝的那一番對話，雖然表現出他對“忠義”道統的堅持，卻也流露出對它的些許動搖與懷疑。究竟，號令天下的是“天命”，還是握有兵甲的實力，連他自己恐怕也不得而知！可是，這種動搖與懷疑在內心只能做轉瞬一逝，在他心中，在那紛繁的亂世，既然已經選擇了以“忠義”為信仰的根基，就必須恪守、也必須實踐，哪怕這需要以生命為代價。

在《三國演義》中，劉備始終是以“仁義”的形象示人的，他自持不知是否屬實的“皇族”身份，以自己微不足道的力量去“匡扶漢室、討伐逆賊”，雖然在奪取益州之后奠定了逐鹿者的基業，但始終是以“救世主”的身份感召天下，收取人心。而關羽正是在劉備種種“忠義”之舉的感召下不自覺的接受了“匡扶漢室”的道統思想，從而為劉備出生入死，最終敗走麥城，被東吳呂蒙襲殺。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關羽正是劉備用于籠絡人心的“道統”思想的殉葬品。

影片終止了以往影視作品繼續對關羽的“神化”，將關羽“身在曹營心在漢”的內心煎熬從多個生活的細節中流露出來，雖然這種流露是那么的細微，但不能不說這確實是一種難得的突破了。

在過五關斬六將的過程中，面對著一個個身負“皇命”的追殺者，他的內心又一次起了波瀾，他的“仁義”之心再一次“泛濫”，這些追殺者中，有的是曾受過他恩惠的故人，還有像王植這樣深受百姓愛戴的好官。在與韓福的拼殺中，關羽身心俱疲，頹廢異常;在與王植的對話中，親眼目睹了他的自殺，繼而遭到了滎陽百姓的圍攻，最后黯然離開。相對于百姓的無知，心系百姓與天下的關云長也只能默忍這種來自于他最想保護階層的侮辱，這不能不說是對他內心所堅持的“道統”思想的莫大諷刺。

最后的圍殺中，關羽壓抑已久的情緒終于爆發，“道統”令他難愛心中所愛;“道統”令他飽受流離與屈辱;“道統”令他內心備受煎熬。是做一個亂世之狼，還是做一個安忍亂世之羊，最后，他選擇了堅守，這的確是一種無奈的抉擇！

關云長，只是這場政治斗爭中有關“道統”與“忠義”的犧牲品，一個雖有掙扎，卻最終歸于沉淪的犧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