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遜，字伯言，吳郡(今蘇州)吳人，是三國時期杰出的政治家和軍事家。陸遜本名陸議，年少早孤，一直由其族人陸康撫養(yǎng)。21歲出仕于東吳，輔佐孫權。他一生屢建大功，赤烏七年，官至丞相。后因兩宮之爭，累受孫權責讓，憤郁而卒，時年六十三。陳壽為陸遜擬傳時，將其單列一篇，與諸葛亮等同，足以彰顯他的重要地位。陸遜的輔政措施中包涵了豐富的法律思想，在對其研究基礎上進行斟酌損益，可為今世之用。

一、陸遜法律思想的內容

(一)敬天保民，以民為本

陸遜在其從政生涯的四十二年中，一直貫徹“宜民宜人，受祿于天”(陸遜在嘉禾六年議事時引《詩經》此語)的信條，重視當政者對民心的爭取。

經濟方面，強國必先保民。陸遜屢次在給孫權的上疏中強調治國者要愛惜民力，實行予民休息的措施。他在諫孫權偏師夷州和朱崖疏中說“臣愚以為四海未定，當須民力，以濟時務。……臣聞治亂討逆，須兵為威，農桑衣食，民之本業(yè)，而干戈未緝，民有饑寒。”建議孫權“育養(yǎng)士民”和“寬其租賦”。嘉禾六年，群臣各陳便宜時，他提出“國以民為本，疆由民力，財由民出。……為國者，得民而責治，失之則亂。”希望孫權寧濟百姓，待國用稍富之時，再圖大事。

吏治方面，佳吏在于養(yǎng)民。他早年出任海昌屯田都尉并領縣事時，正遇旱災，他開倉谷以濟民，勸督農桑，當地百姓蒙賴其恩。會稽太守淳于式彈劾陸遜“枉取民人，愁擾所在”，他知道后對孫權說：“式欲養(yǎng)民，是以白遜。”他肯定了淳于式的“養(yǎng)民”之策，并認為只有愛惜民力的官吏才是佳吏。

軍事方面，得民在于撫民。陸遜相當重視在亂世中對民眾的安撫。荊州之役中陸遜與呂蒙共為前部，荊州克后“盡得羽及將士家屬，皆撫慰，約令軍中不得干歷家人，有所求取。”雖此時呂蒙為主，但沒有陸遜的配合，呂蒙的法令也難以很好的貫徹。嘉禾五年，陸遜攻江夏等地，“其所生得，皆加營護，不令兵士干擾侵侮。”以至于“或有感慕相攜而歸者”。他體恤安撫民眾的做法對其軍事戰(zhàn)略起到了積極作用，正所謂攻心為上。陸遜建議孫權薄賦省役，予民休息，與孟子“仁政”、“愛民”的儒家教義有異曲同工之妙。

(二)德教治國，禮制定邦

首先，陸遜十分注重儒家教化的作用，把德教作為治國理政的首要措施，不斷諫言孫權廣施德化。他指出嚴刑峻法不能解決振興國家的根本問題，要國強民富就要推行德教。公孫淵背盟時，陸遜認為其“蠻夷猾夏，未染王化”。而孫吳“圣化所綏，萬里草偃”，不必勞師遠征。陸遜把教化程度與對國家統(tǒng)治者的評價緊密聯系，足顯德教在其思想中地位之重要。在平定荊州后，他感于荊州士人新附，遂上疏孫權說“昔漢高受命，招延英異，光武中興，群俊畢至，茍可以熙隆道教者，未必遠近。”[1]他主張通過德化之策來招攬人才，從而達到統(tǒng)一中國的目的。

其次，陸遜的“德教”主張還突出反映在他對禮制的尊崇。有學者認為，陸遜之得以擔任丞相，還在于他堅持儒家的以禮治國……等政治思想。[2]時南陽謝景稱贊劉廙先刑后禮的觀點，陸遜嚴厲地斥責他說：“禮之長于刑久矣，廙以細辯而詭先圣之教，皆非也。君今侍東宮，宜遵仁義以彰德音。”孫權定孫登為太子后，朝中有許多不安之議。陸遜力排眾異，上表孫權指出“太子正統(tǒng)，宜有磐石之固，魯王藩臣，當使寵秩有差，彼此得所，上下獲安。”之后“書三四上，及求詣都，欲口論嫡庶之分，以匡得失。”此時的陸遜已是六十多歲的老人，仍為太子地位之事，要求親自面見孫權陳說利弊，可見嫡庶有別、長幼有序的儒家禮法制度在他心中的崇高地位，以至于他屢次犯顏強諫，最后竟死于此事。

(三)革除峻法，緩刑慎罰

陸遜認為“科法嚴峻，下犯者多”，他提倡“緩刑”、“輕刑”。黃武五年冬十月，“陸遜陳便宜，勸以施德緩刑，寬賦息調”，于是孫權令有司盡寫科條。陸遜建議孫權治亂世應當采取多加恩賞的德政措施以安下情，并說“夫峻法嚴刑，非帝王之隆業(yè);有罰無恕，非懷遠之弘規(guī)也。”嘉禾六年，孫權下詔要為官員的“奔喪”行為訂立科條。將軍胡綜等人認為，忠孝不能兩全，奔喪的官員應處以大辟之刑，“若故違犯，有罪無赦，以殺止殺，行之一人，其后必絕”。然而，奔喪行為本在道義上就無可責難，即使有罪，亦不至死，這也反映出孫權刑罰的嚴酷。此后，果有孫吳官吏孟宗違此律，陸遜挺身而出“陳其素行，因為之請”，才使孟宗得減刑。引遜子陸抗之言為佐證：陸抗認為“德均則眾者勝寡”，他在議武昌左部督薛瑩入獄一事時，指出“罪名未定，大辟以加”的行為不可取，主張“哀憐庶獄，清澄刑綱”。[3]從中亦能窺見其父思想之一斑。上述引證表明，陸遜在思想和行動中都踐行了他“緩刑慎罰”觀念。

二、陸遜法律思想的成因分析

(一)官宦世家，學儒之后

總體看，陸遜的法律思想服膺于孔孟之道。中國古代，重視家法是世家大族文化所固有的特性。有學者研究認為，吳郡的吳姓世族(主要指張、陸、顧、孔、虞等江南世族)在東漢末年已經受到儒風濡染，成為崇尚經明行修的文化士族，[4]他們將儒學禮教以家學的形式予以傳承。

陸遜出生于吳郡一個世代官宦的江東大族，族人都有相當高的文化水平和社會聲望。陸氏最早顯宦的人是漢高祖時的太中大夫陸賈，[5]但吳郡陸氏卻源于陸賈同族的陸烈。陸烈，曾為吳令、豫章太守，其子孫或為渤海太守或為御史中丞。[6]其后有族人陸閎，字子春，“建武中為尚書令”。陸閎生子陸續(xù)，擔任郡戶曹吏。陸續(xù)長、次二子皆為漢吏，其少子陸褒，“力行好學，不慕榮名，連徵不就。”[7]陸褒有子陸康，字季寧，漢末為廬江太守。陸遜少孤，一直由陸康撫養(yǎng)。陸遜的祖父陸紆“敏淑有思學”，為城門校尉。而生父陸駿，“淳懿所懷……官至九江都尉”。[8]族弟陸績亦為孫吳郁林太守。陸氏一門，仕宦甚多。至東漢末，官宦世家的陸氏已近四百余年。自西漢董仲舒“獨尊儒術”以來，儒家思想成為統(tǒng)治階級的正統(tǒng)思想，朝中文官皆為儒者，春秋經義為斷獄之標準。官宦世家把學習儒術作為家法族訓。陸遜正出身于這樣一個有濃厚儒學氛圍的家族環(huán)境中。另據史料記載，陸遜祖輩陸續(xù)為官時，正值荒年，太守讓其賑濟災民，他“悉簡閱其民，訊以名氏”，食粥發(fā)放無誤。東漢末，陸康仕官至郡，立刻將長吏征發(fā)來修城的民眾遣散，百姓大悅。他素以恩信為治，所在稱之。陸康還上疏諫漢靈帝說：“臣聞先王治世，貴在愛民。……哀公增賦，而孔子非之”，[9]他主張省徭薄賦，以寧天下。由此可知：一方面，陸家作為官宦世家，有為其提供儒家教育的經濟條件和文化基礎。另一方面，陸氏家族的仕官者具有“愛民”、“安民”的族風。陸遜的幼年既受到了良好的儒家思想教育，也在祖輩和族人的“愛民”、“安民”的孔孟政治實踐中不斷接受著熏陶。

(二)交游儒族，受其影響

陸氏與會稽舊族虞氏等江東士族的交善和學術互動，也是陸遜儒家法律思想形成的外部因素之一。陸遜的幼年生活在廬江，興平年間(194-195)被族人陸康送回吳郡，此時陸遜不過十一二歲，所以他的法律思想主要還是形成于江東地區(qū)。此時期的江東文化不再重武輕文，而是具有儒家的色彩。究其原因，主要在于“許多世家大族子弟，其先祖曾仕宦、游學于京師，接受了儒術經學”，[10]如會稽虞氏。此外，東漢一些經師為官或避禍于吳地，亦使吳人得以面承其訓，其中不乏蔡邕這樣的今文經學家。與陸氏關系密切的虞氏家族有著深厚的經學傳統(tǒng)。虞翻的高祖是漢零陵太守虞光，對孟氏易頗有研究，傳至虞翻已歷五世。虞翻本人對儒學研究頗深，著有《孝經注》、《春秋外傳國語》21卷、《論語注》10卷、《周易注》9卷，還與“意存儒雅”的陸遜族弟陸績合著了《周易日月變例》6卷。虞翻亦重視禮制，認為“周公制禮以辨上下，……是故尊君卑臣，禮之大司也”。[11]對虞氏易學的吸取，“使陸氏與江東儒學積淀最為深厚的學門虞氏站到了同一起跑線上”。[12]除虞氏外，吳郡顧氏也與陸氏相善，兩族數有通婚。孫吳丞相顧雍，曾師從東漢精通“五經”的儒學大師蔡邕學習琴書，得其要旨。上述表明，陸氏的友族多具有儒學的家風和傳統(tǒng)，在家族間長期交流中，影響潛移默化。可以推測，陸氏友族的儒學家風和傳統(tǒng)，特別是與陸遜族弟共研易學的吳吏虞翻，他的經學思想對陸遜儒家法律思想的形成起到了一定的促進作用。

(三)亂世求存，現實所需

第一，戰(zhàn)爭極大地消耗了孫吳國力，需要“民本”之策予以補救。陸遜的作用始于吳蜀荊州爭奪戰(zhàn)，顯名于夷陵之役。由于吳蜀關系的惡化，孫吳不得不面對來自于北方曹魏和劉蜀政權的軍事進攻。而國內山越之民易動難安，加上連歲的征戰(zhàn)，使得民力乏困，社會經濟出現滑坡，人口數下降。嘉禾年間，孫權加重了算賦的征收量，增加了下層民眾的負擔，極易使民眾產生社會不滿情緒。[13]有學者考證，三國時期最大的流徙潮，是從中原河淮地帶流徙入江南。[14]但孫吳之人口由赤烏五年的二十四萬下降到孫皓亡國時的二十三萬，[15]盡管有吏治混亂多方種原因，導致人口數量表面變化不大，但在大量北方人口大量入遷和生產力發(fā)展的基礎上，仍呈現下降趨勢，不能不令人對孫吳此時的國力產生質疑。戰(zhàn)亂導致的大量流民，帶來了嚴重的社會不穩(wěn)定因素。上述種種，直接威脅到孫權集團的統(tǒng)治地位，客觀上要求陸遜施行“保境安民”的政策，不斷提醒孫權“以民為本”，緩和尖銳的社會矛盾，保江東而后圖中原。

第二，軍事和政治斗爭嚴重損害了江東士族集團的利益，他們迫切需要施行德政和禮制來自保。孫吳政權建立初期，主要依靠江北淮泗集團的輔佐。為了穩(wěn)定江東，孫氏政權與江東士族妥協(xié)并聯合，以至吳郡張、朱、陸、顧四大家族皆出仕為官，輔佐孫氏政權，成為江東士族集團的代表。但是，軍旅出身的孫權，由于“漢代‘大一統(tǒng)’的政治文化的影響下，他并不甘心于割據江東，而是心存帝王之志”[16]，所以在其統(tǒng)治中后期西進、北伐戰(zhàn)爭不斷，甚至一度于遼東公孫淵發(fā)展外交關系。曠日持久的戰(zhàn)事損害了江東士族的利益，因此作為其代表的陸遜反對連年的征伐戰(zhàn)，大聲疾呼“奈何獨欲捐江東萬安之本業(yè)而不惜乎？”提出“養(yǎng)育士民，寬其租賦，眾克在和，義以勸勇，則河渭克平，九有一統(tǒng)矣。”孫權稱帝后，太子之位成為各派勢力(淮泗集團和江東士族)角逐的目標。作為太子首輔的陸遜，只有推崇儒家“禮制”，才能穩(wěn)固太子之位，從而維護江東士族利益。因此，維護自處階層利益的目的，是陸遜儒家政治法律思想形成的內動力。

第三，孫權苛法統(tǒng)治的后果，客觀上不斷催生和強化著陸遜的儒家法律思想。孫權出身行伍，與曹操一樣都崇尚“刑名法治”。他認為“夫法令之設，欲以遏惡防邪，儆戒未然也……此為先令后誅，不欲使有犯者耳。”但孫權本人“性多嫌忌，果于殺戮，暨臻末年，彌以滋甚。”[17]在其統(tǒng)治后期還任用酷吏呂壹大興刑獄。國內有學者收集整理了一些關于孫權當朝的立法和個案：1、長吏在官，不得奔父母之喪，違者，判死刑;2、違詔無功者，殺;3、督將亡叛，士兵逃匿，殺其妻、子;4、圖逆不軌者，夷三族;5、夸大戰(zhàn)功者，罪徙邊遠;6、公務失誤者，行“自坐”之法。[18]而這些法令對朝臣的懲處尤重。儒臣陸遜、顧雍、張昭都認為孫權“法令太稠，刑罰微重”。太子孫登也在臨終表諫：“法令繁滋，刑辟重切”，[19]建議寬刑輕賦，順應民心。可見，孫權“尚刑”的做法受到眾多儒學朝臣們的反對，身為大臣的陸遜不得不經常上書勸誡孫權要以德教治國，緩刑慎罰。因此，對孫權苛法統(tǒng)治的矯正和補缺也是陸遜儒家法律思想定型和強化的重要原因。

三、陸遜法律思想的時代新意

陸遜法律思想中包涵著許多積極因素，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第一，堅持“以人為本”的立法價值取向。“傳統(tǒng)的民本學說……在價值法則方面倡導以人為本，在政治法則方面倡導人民主權……”[20]但“民本”思想的局限性在于維護專制王權。現代社會中“民本”則要求肯定民眾的地位，注重人的利益。而法的價值主體是人，制定法律就是為了人的存在。法律所具有的生命、自由、平等、人權、秩序、公正等價值，都是人的需要在法中的反映。西塞羅曾指出，法律是為了人類的福利和需要。“民本”思想的時代新意在于，法治國家的立法價值取向必須總是以人的需要為中心，使法律體現人民的意志。只有反映人的需要的法律才能得到人民的擁護，得到良好的執(zhí)行，保障法治國家各項職能的正常運轉。

第二，完善法律與道德互補的社會調控方式。“德化”思想反映出道德與法律之間的互補作用。法律是社會最重要的調控機制，它主要是對人們外化行為的規(guī)范，有強制力保證;而道德偏重于調整人們內在動機，通過社會輿論進行評判。法律選擇了道德，可以推進道德的普及，弘揚道德精神。社會道德水平的提高，可以促使人們自覺守法。[21]兩者互有側重，相輔相成，共同維系著社會的和諧與穩(wěn)定。法律并非萬能，徒法不足以自行。在法治國家的進程中，道德建設應當與法治建設同步，“立法不能偏離社會的主流道德”[22];同時加強道德建設，提高社會主體的自覺性，將法律內化為自身的行為準則，使法律在全社會范圍內得到普遍遵守。法律是道德底線的堅守者，但從根本上看，社會的和諧與穩(wěn)定最終還是依賴于個人自身修養(yǎng)的提升，將法律規(guī)范內化為人自覺的守則，這離不開道德教化的作用。所以，道德與法律并重的社會調控體系是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要保障。

第三，強化保障人權的法律適用理念。陸遜“緩刑”主張體現了中國傳統(tǒng)法律文化中儒家“仁”的思想內涵，滲透著濃郁的法律人文精神。法律“注重人的具體行為，通過調整并保障社會成員的權利和利益而達致一種穩(wěn)定合理的社會秩序，因而，法律的核心關懷必然是人。”[23]法的根本目標亦在于促進人的發(fā)展。以人權為核心的法律人文精神具有道德和觀念上的導向作用，因此，我們要通過確立法律多元精神，充實法律人文精神，進而強化法律適用過程中的權利意識，尊重和保障人權，推動法治國家的發(fā)展。

綜上，陸遜法律思想盡管具有歷史局限性，但一定程度上減少了戰(zhàn)爭，恢復孫吳國內經濟，穩(wěn)定了社會秩序，保存了正在發(fā)展的江南文化。同時，陸遜的法律思想對其后人亦產生了深遠影響，儒學傳統(tǒng)得以在陸氏族門中延續(xù)。從陸抗的“撫百姓以仁”，“哀憐庶獄、清澄刑綱”，[24]和陸機的治國“在德不在險”，“夫導民在簡，為政以仁，仁實生愛”[25]從這些文字中，仍可見法律陸遜思想之遺風，儒學業(yè)已成為陸氏門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