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二月，漢廷下詔召集前一年所舉賢良、文學六十余人，與漢廷高層丞相田千秋、御史大夫桑弘羊及其下屬丞相史、御史在朝堂集會，以“民所疾苦”為主題，就漢武帝以來政治得失及未來走向展開了激烈辯論。這次集會被后人稱為“鹽鐵會議”。大約三十年后的宣帝末期，廬江郡太守丞汝南桓寬整理了會議原始記錄，著《鹽鐵論》一書。

鹽鐵會議是一場具有復雜政治背景的會議，并且對漢代歷史進程產生了深遠影響。

鹽鐵會議背后的權力斗爭

武帝去世前，由于太子年幼，遂指定了一個包括霍光、金日磾、上官桀、桑弘羊、田千秋五人的輔政集團。五人之中，由于金日磾在第二年即始元元年(公元前86年)即去世，丞相田千秋又是一個不任事徒充其位的丞相，因此昭帝初年大權就集中在了霍光、桑弘羊、上官桀三人身上?；艄庖酝馄萆矸?，以大司馬大將軍統領內朝，被武帝喻為周公輔成王而寄予厚望，是這個集團的中心。但從資歷、功勞來講，十三歲即入宮為侍中，同為輔政大臣的御史大夫桑弘羊卻遠在其上，尤其是他主持鹽鐵、均輸平準等財經政策立下了大功，絕非霍光能比。經多年的積累，桑弘羊在朝中人脈甚廣根基深厚。漢代又有以御史大夫為相的不成文規定，因此桑大有取田千秋而代之之勢。他自然不服霍光，因此漸漸成為了霍光的最大政敵。而輔政集團中的上官桀資歷也比霍光深，又是當朝皇后的祖父，雖然他與霍光為姻親，但或許是考慮到桑的強大根基，上官桀逐漸傾向聯合桑弘羊對抗霍光。

霍光與桑弘羊的矛盾，除了權力斗爭之外，二人政見也不同?；艄庵鲝埨^續《輪臺詔》撫恤民生的精神逐步改革武帝舊政。而桑弘羊則主張繼續深化武帝內興聚斂、嚴刑峻法，外事四夷的方略，完成武帝未竟的事業。

這就是漢昭帝初年西漢權力中心的政治態勢。鹽鐵會議就是在霍桑明爭暗斗，局面紛繁復雜的特殊時期召開的。這次會議之所以能夠召開，其實是霍光對桑弘羊在外朝咄咄逼人之勢的應對。他作為內朝官員不便出面，于是支持來自基層的儒生賢良、文學，借力打力，通過他們在這次會議上攻擊桑弘羊的政治主張達到削弱對手的目的。

儒生集團如何登上政治舞臺

除霍光、桑弘羊兩方以外，鹽鐵會議還有第三股政治力量——儒生。

眾所周知，漢武帝即位以來有尊儒之舉，初有“罷黜百家，表彰《六經》”，后又有罷所舉賢良治申、商者及議明堂、改歷服色、延文學儒者等舉措。這往往給人一種武帝朝儒學已大行其道的感覺，但如果細加考察則發現并非如此。武帝在做了上述尊儒之舉后，對外即開始事四夷而大興征伐，對內則興聚斂興利、嚴刑峻法之治，這三件事情是武帝時代最具“雄才大略”的政治活動?？上н@些活動無一不與儒學學理相悖：儒家在對外關系上信奉的是修文德以來遠人的“德化”之說，對內經濟上則主張不與民爭利的“富民”論，法制上則主張以禮樂教化消除刑罰“道之以德”的觀念。所以，儒學實際上已被武帝棄如敝屣了。不信，我們可以看看武帝時用世的幾位名儒。

先來看董仲舒。董仲舒雖因上“天人三策”受武帝賞識，被視為武帝朝隆儒的標桿性人物，但其人卻仕途坎坷，先后被任命為江都相、膠西王相，卻受主父偃、公孫弘等人嫉妒陷害，最終“恐久獲罪，病免”，只能“去位歸居，終不問家產業，以修學著書為事”(《漢書·董仲舒傳》)。在短暫的推崇后，這位以“推明孔氏”著稱的一代大儒就被武帝遺忘了。

再來看公孫弘。這個人在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對策時論仁義禮智之效，為丞相后又縱論教化之功，并力主設立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的教育制度。這些都可謂源于純正的儒家思想，代表了漢代儒家政治最根本的發展方向，歷史影響重大。若以他所居的位置，能一貫堅持如此，又能與董仲舒等大儒同心協力，儒家在武帝朝或許可以有大發展。可惜其人其行并非如此。他不僅沒有與董齊心，反而肆意陷害，必欲除之而后快。他又是一個精于世故的滑頭，在朝堂上“每朝會議，開陳其端，使人主自擇，不肯面折庭爭”、“奏事，有所不可，不肯庭辯”(《漢書·公孫弘傳》)。對此班固總結說：“習文法吏事，緣飾以儒術”。儒學很大程度上只是他為官的工具和修飾罷了。他與所謂的“醇儒”之間，距離實在不可以道里計。

武帝朝的另一位名儒兒寬，和公孫弘比較類似，他本來也是比較純粹的儒生，但在張湯等文法之士手下逐漸用世，更熟悉的是官場規則，而缺乏大儒那種以禮樂教化濟天下的高遠理想。所以武帝向他請教巡狩封禪之事，他沒有“信而好古”的理想，反而認為武帝根據“事宜”自制即可。后來任御史大夫，“以稱意任職，故久無有所匡諫于上”(《漢書·兒寬傳》)。這種不作為，與“不肯面折庭爭”的公孫弘又有何差別？

總的來講，“習文法吏事，緣飾以儒術”型的儒生成為了武帝朝用世儒生的主流。他們并沒有促成儒家學說在政治領域的統領地位。

當然也要看到，武帝初期的尊儒也有其重大影響?！妒酚洝と辶至袀鳌份d竇太后去世，武安侯田蚡為丞相，絀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攬文學儒者數百人后“天下之學士靡然鄉風矣”。武帝又在全國廣泛設立學校，招收生徒學習儒家經典。這確實進一步造成了儒學在更大范圍的復興，尤其一大批儒生逐漸在各地被培養出來。這些儒生飽讀圣人之言，胸懷平治天下之大志，又耳聞目睹武帝各項政治活動長期持續所造成的民生苦難。心中漸漸積累強烈的政治批判意識，一旦機緣巧合，滿腔憤怒必將噴涌而發。

不過，武帝在位期間，他們不可能有這樣的機緣，處于激烈政治漩渦中的霍光則給他們提供了這樣的機會。于是鹽鐵會議上，賢良、文學與桑弘羊發生激烈的沖突，他們對桑堅持的外事征伐、內興聚斂、嚴刑峻法展開了前所未有的激烈批評，并由此廣泛論及武帝朝民生、吏治、社會風俗諸多亂象。而他們對這些問題的批評，無一不是基于儒學立場而發，進而提出“夫為君者法三王，為相者法周公，為術者法孔子，此百世不易之道也”的根本主張。這是武帝朝被邊緣化了的儒生集團遠承孔孟，近承董仲舒的精神，經過長期積蓄力量重返政治舞臺，一改公孫弘、兒寬一輩儒生“緣飾”之法，要求結束武帝多欲政治，徹底實行仁義禮樂教化的儒家政治的重大信號。甚至可以說，西漢后期漢儒直至王莽，頗帶理想主義色彩的風格，很大程度上都肇端于此。

賢良文學在鹽鐵會議上侃侃而談、直言不諱，“發憤懣，刺譏公卿，介然直而不撓，可謂不畏強御”，一方面確是儒生“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的本性流露，但也不能說沒有霍光在背后撐腰的因素。通過此次會議，霍光借儒生沉重打擊了桑弘羊一系。桑弘羊氣急敗壞，由此與霍光的矛盾迅速公開化、白熱化。

會后第二年，桑與長公主、燕王旦、上官桀聯合，孤注一擲試圖謀殺霍光，結果事敗被誅。歷史由此進入了十三年霍光專權的時代，直到他去世(前80年-前68年)。

霍光與儒生集團的決裂

鹽鐵會議是霍光與儒生集團的重大勝利，一方面標志著繼續主張徹底執行武帝舊政一派勢力的破產，同時也標志著儒生開始真正走向政治舞臺。但儒生和霍光之間卻因政治主張的根本不同而并沒有能夠繼續這種成功的合作。這次勝利反而使得霍光與儒生集團的矛盾凸顯，開始取代霍、桑矛盾升級為政治斗爭的主要矛盾。這可從以下兩點來看：

第一，霍光本人對儒學缺乏認同，正如班固評價他“不學無術”，他是沒有多少儒學修養的。他對儒生的態度，正如霍山所言“諸儒生多窶人子，遠客饑寒，喜妄說狂言，不避忌諱，大將軍(霍光)常仇之”，這與桑弘羊對賢良、文學的譏諷、不屑一顧可謂同出一轍。

觀霍光時代的用人，儒生基本上不占優勢，高層中尤其少儒生。以丞相一職為例，相繼為相的王？、楊敞、蔡義等人，除了蔡義明經，學過《韓詩》外，都并無經學功底。這些人多出身霍光門下，如楊敞、蔡義以及大司農田延年均“給事大將軍莫府”，為霍光一私人政治集團，完全聽命于霍光。后來用世的蕭望之、魏相等名儒及鹽鐵會議六十余名賢良、文學都不被霍光所用，只給他們低微的官職，甚至魏相還一度被投進監獄。如此格局下儒生的政治境遇是不可能翻身的。

第二，上面講到桑、霍之爭除了權力之爭，也有政治主張分歧的意味。然而觀察霍光的政治，雖秉承《輪臺詔》多有撫恤民生之事，但對武帝的政治遺產也并非完全否定，只不過沒有桑弘羊那樣激進罷了(霍、桑二人一人偏保守，一人偏激進，武帝指定二人為輔政大臣，或有相互制衡、平衡之意，但沒有想到他們會分裂)。如匈奴、西域問題上仍然有所推進，本始二年(公元前72年)霍光甚至還對匈奴發動了一場規模堪比衛、霍絕幕之戰的遠征;酷吏政治方面，也一如既往推行“持刑罰嚴”的精神，司法始終處于一種嚴酷偏緊的狀態，“苛暴”狀況沒有得到改變;而對鹽鐵國營、均輸平準為主的興利之事，鹽鐵會議后仍繼續承襲，顯示霍光在財經政策上對武帝以來的政策也無所改作。這些都是儒生們所無法認同的。

霍光目光短淺，并沒有一種對當時大勢所趨的儒家禮樂文教政治的充分認同，適時將儒生逐漸吸取到自己的政治架構中，反而長期將他們排斥在外。這使得此段時間許多已經陸續進入政治活動的儒生仍然只能繼續游離于政治主流外，只能繼續不斷積累力量以待時機。

直至霍光去世，魏相清除霍氏勢力，才為儒學政治化打開了缺口?；艄馊ナ篮?，宣帝思其功德，繼續重用霍氏子孫。時任御史大夫的魏相即通過平恩侯許伯上封事主張對霍氏子孫要“損奪其權，破散陰謀”(《漢書·魏相傳》)，首開削奪霍氏之權的主張。其后又再度借平恩侯上書去副封之制，架空領尚書事的霍山。此后，魏相為相，積極進行各項改革，“盡變異大將軍時法令，以公田賦與貧民，發揚大將軍過失”，并不斷削奪霍氏權力，使霍氏對他又怨又懼，最終鋌而走險，“謀矯太后詔，先召斬丞相，然后廢天子”，結果事敗被族誅。據王利器先生考證，參加過鹽鐵會議的，在《漢書》唯一有傳可查的，僅有魏相一人。魏相誅滅霍氏并非一種偶然行為，也并非只是一次簡單的權力斗爭，而是儒生集團對霍光政治的最后總攻。通過此事，儒家政治在被霍光長期壓制后終于掃清了障礙，為其后在宣、元時期逐步走上政治舞臺的主角，使漢代政治完成向“守文”的轉變打開了大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