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8日，蘇聯對日宣戰。十天后，“滿洲國”傀儡皇帝溥儀在日本人的安排下，乘小型飛機飛到沈陽，準備換乘大型飛機逃亡日本。但溥儀萬萬沒有想到，蘇軍幾乎在同一時間占領了沈陽機場，當他和隨從走出機艙時，便成了蘇軍的俘虜。第二天，在蘇軍的押解下，溥儀等9人前往蘇聯。在蘇聯，他過了5年的特殊俘虜生活。

待遇優厚的俘虜生活

蘇聯的所有收容所都從來沒有關押過一位“皇帝”俘虜，因此，蘇方對身份特殊的溥儀實施了特別優待。莫羅科夫卡收容所專門為他舉行了一個小型宴會，向他交代了政策，并詢問他們有什么要求。隨后的生活待遇，更是出乎溥儀等人的意料。蘇方對待他們就像對待療養者一樣：在膳食上，他們每日四餐，早餐有面包和各種點心、咖啡、茶等;午餐至少兩菜一湯;下午三四點鐘還要開一餐，叫“午茶”;晚餐常吃西餐，有牛舌、牛尾、果酒、點心等。

溥儀等人不知道，當時蘇聯的經濟還相當困難，百姓的生活水平非常低。在起居上，收容所為溥儀準備了單間，還專門安裝了有線廣播，播放音樂和俄語新聞等節目。閑暇時間，溥儀等人不需要勞動，可以散步、聊天。開始蘇方對他們的活動范圍還有一定限制，后來限制逐漸減少，溥儀可以在山上、山下、河邊、樹林隨便走走，活動范圍比他當“滿洲國皇帝”時都大。這一切都使溥儀感到意外，更有些忘乎所以。

1945年10月，溥儀等人被送往伯力紅河子看守所。這里的條件比不上莫羅科夫卡，但生活也相當舒適。后來，在蘇聯方面的啟發教育下，他們開始學習一些馬列的書籍和蘇聯黨史，但溥儀從不參加勞動。

后來，溥儀又被轉入第45特殊戰俘收容所，蘇方對他的優待依然如故。溥儀從成為俘虜的那一刻起就有一種恐懼，他擔心蘇軍會將其移交給中國政府。因為他知道，回國，中國人民一定會清算他“執政”偽滿洲國期間的罪行。因此他認為：“只有留居蘇聯，才能保全性命。”

進入莫羅科夫卡收容所時，溥儀向蘇軍提出的第一個要求就是長期留居蘇聯。幾天后，他又讓其弟溥杰寫了一封信給斯大林，要求允許他留在蘇聯。書信遞到了蘇軍中校沃羅拓夫手上，但沒有得到答復。此后，溥儀又多次給斯大林寫信，均石沉大海，這使溥儀十分沮喪。于是，溥儀就開始拉攏他身邊的蘇聯看守人員。溥儀從長春出逃時，隨身攜帶了不少價值連城的珍寶，他經常用這些寶物討好蘇聯軍方。

然而，溥儀的百般討好并沒有獲得最終的避難。所以，在整個俘虜生活中，溥儀始終惴惴不安，每當見到說中國話的人，就會誤認為是共產黨或國民黨派來接他們的人。

國際軍事法庭作證

1946年春夏之交，蘇聯內務部門對溥儀以下各偽滿大臣開始了一系列傳訊。溥儀開始不知道蘇方這樣做是為什么，直到1946年8月蘇方通知他到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當證人，他才明白。

溥儀在蘇聯軍方押解下前往日本。在法庭上，溥儀陳述了日本帝國主義奴役滿洲的計劃和實施過程。他詳細敘述了“九一八事變”后，天津日本駐軍司令香椎浩平如何強迫他去旅順，關東軍參謀長板垣征四郎怎樣威逼他從旅順到長春去當“滿洲國皇帝”，以及他如何遭受日本帝國主義者的監視，無權甚至無個人的人身自由。

當溥儀控訴日本人殺害他妻子譚玉齡時，情緒開始失控，他用手使勁地拍打證人臺。在講到天皇裕仁送給他天皇神器寶劍和鏡子時，溥儀再次無法抑制激動的情緒：“當我拿著這些東西回家時，家里人都哭了。這是我這一代人的恥辱。”日本戰犯的辯護律師認為這是攻擊日本天皇的祖先，溥儀大聲回擊：“我可沒有強迫他們，把我的祖先當他們的祖先！”這句話引起哄堂大笑。

從8月16日起，溥儀連續出庭8天，創下了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單人作證時間最長的紀錄。作證完畢后，他又回到了收容所，繼續他的特殊俘虜生活。1950年7月30日，蘇方向溥儀下達了回國通知。即使此時，溥儀仍對第45特別戰俘收容所的翻譯別爾緬拓夫表達想要留在蘇聯的意愿。

1950年7月31日，溥儀登上回國的列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