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緒八年(1882 年)，清廷的屬國朝鮮發生“壬午兵變”，朝鮮政局陷入動蕩之中。王室危急之際，朝鮮國王李熙向清廷求助，清廷命令吳長慶部開赴朝鮮平亂，23 歲的袁世凱跟隨吳長慶秣馬厲兵，東渡朝鮮。進入朝鮮后，清軍軍紀散漫，常有擾民之事發生，吳長慶將整頓軍紀的事情交給袁世凱。袁世凱在得到吳長慶的授權后，對于犯令者嚴懲不貸，迅速樹立了自己的威信。一次，當地百姓控訴清軍士兵強奸一名朝鮮婦女，袁世凱得到報告后即刻展開調查，帶兵搜捕一晝夜而未進一餐，最終捕獲元兇并且手刃之。

對于軍中士兵吸食鴉片，袁世凱也是深惡痛絕，抓到必殺無赦，就連跟隨吳長慶多年的隨從，也因吸食鴉片而被袁世凱所殺。在袁世凱的協助下，吳長慶很快平定了軍亂，安定了局勢。在給清廷的呈報中，吳長慶對袁世凱大加贊揚，說他“治軍嚴肅，調度有方，爭先攻剿，尤為奮勇”。

除此之外，袁世凱還幫朝鮮國王訓練了一支5000 人的德式新軍，充分展示了袁世凱的軍事才能，令朝鮮上下大為折服。光緒十年(1884 年)，屬于朝鮮維新派的金玉均等“開化黨”人士發動“甲申政變”。駐扎在朝鮮的日軍欲趁此機會，挾制朝鮮王室。國王李熙跑到清營求助，袁世凱身先士卒，率領清軍一舉擊潰日軍。袁世凱平定甲申政變，打退了日本在朝鮮的滲透勢力，粉碎了日本趁中法戰爭之際謀取朝鮮的企圖，推遲了中日戰爭全面爆發的時間，維系了清廷在朝鮮的宗主權及其他特權。

袁世凱的出色表現，受到多方面的高度贊譽。朝鮮外交大臣金允植自“壬午兵變”后與袁世凱過從甚密，“未曾一日相離”，他目睹袁世凱的作風，十分折服推崇。他在贈詩中稱贊袁世凱“豪慨似宗愨，英達類周郞”。詩中，宗愨是南北朝時期的名將，他的“乘長風破萬里浪”之言被后世廣為傳誦;周郎即三國時期的名將周瑜。可見，這個來自異國的評價是非常高的。吳長慶的重要助手、清末狀元張謇，對袁世凱的軍事天才、指揮作風也極為贊賞，說袁世凱是“謝幼度一類的人物”。謝幼度就是謝玄，字幼度。而作為師長輩的吳長慶更是引以為豪，他說袁世凱“英達夙成，志氣軒豁”“慰亭是中州有數男兒”。

巧合的是，當時袁世凱的堂叔袁保齡正在李鴻章的幕中且受到倚重。但凡清廷內外有點兒風吹草動，袁保齡都會提前告知袁世凱并為侄子出謀劃策。而在李鴻章面前，袁保齡自然也少不了為袁世凱敲敲邊鼓，并在適當的時機為他美言幾句。在張謇的推薦下，袁世凱被吳長慶任命為先鋒營管帶等職務。吳長慶去世之后，慶軍將領吳兆有被任命為朝鮮防務總辦，袁世凱為營務處會辦。由于吳兆有能力遠不及袁世凱，朝鮮事務的實際處決權很快落到袁世凱手里。為此，袁世凱遭到很多人的忌恨，清廷中也不斷有人彈劾他。然而，李鴻章力排眾議，不僅讓袁世凱繼續留朝任職，而且在1890 年2月給袁世凱寫了“血性忠誠，才識英敏，力持大局，獨為其難”的評語。

事后，吳兆有等人十分不滿，便收集袁世凱在朝鮮的一些劣跡，告知當時回鄉應試的張謇，試圖借張謇之力來打壓袁世凱。張謇在慶軍幕府多年，一向為人所敬重，在接到吳兆有等人的信件后，寫了一封長達千余言的信斥責袁世凱，語氣極為嚴厲。在信中，張謇故意不稱袁世凱的字“慰亭”而稱其為“袁司馬”，當時袁世凱的官位是五品候補同知，按清代官制是州的佐官，即漢朝的司馬，張謇稱呼“袁司馬”有暗諷袁世凱篡權之意。張謇在信中說：“別后僅收到你的一封書信，想必是袁司馬勞苦功高，日不暇給也。此訊不照平日稱而稱司馬，司馬自思何以至此？若果然復三年前之面目，自當仍率三年前之交情，氣與詞涌，不覺刺刺，聽不聽其司馬自酌之！”此信意在提醒袁世凱只是一個營務處會辦，不要妄自尊大，更不要凌駕于總辦吳兆有之上。

張謇說得非常刺耳，全文含譏帶諷，處處直指袁世凱的要害。袁世凱接到信后氣憤難平，好在李鴻章在關鍵時候識人善用，并沒有被吳兆有等人的攻訐所誤，袁世凱非但沒有受到懲處，反而升任為朝鮮“監國大員”。這是張謇萬萬沒有想到的。由此，張謇和袁世凱結下了梁子，彼此互不往來近20 年之久。不過，日后袁世凱當上總統，并沒有為難張謇，顯現出難得的容人之量。

一個人的成功絕非偶然，他必須在某些重要關頭表現出杰出的能力與才華，從而獲得更好的機會。對于袁世凱來說，朝鮮正是他施展身手的好地方，也是他飛黃騰達的起步點，為他日后在軍政領域叱咤風云奠定了基礎。從此，袁世凱正式登上了中國近代史的大舞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