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炎武(1613—1682)，字寧人，號亭林，昆山千墩(今江蘇省昆山市千燈鎮)人。他學識淵博，學風嚴謹，著作等身，著有《日知錄》、《音學五書》、《顧亭林詩文集》、《肇域志》、《天下郡國利病書》等。作為耕讀世家，顧炎武家族藏書歷時四代，從高祖顧濟“寒家 藏書”到倭寇焚書，從曾祖顧章志重新收藏到子侄分藏，從嗣祖顧紹芾藏書抄書到鼎革之際藏書散亡，幾經磨難，最終造就出明末清初愛國主義思想家、學者顧炎武，算得上是天下藏書之家最為圓滿的一個結局了。

關于祖輩的藏書，顧炎武《抄書自序》中說：“自先高祖為給事中，當正德之末，其時天下惟王府官司及建寧書坊乃有刻板，其流布于人間者不過《四書》、《五經》、《通鑒》、《性理》諸書，他書即有刻者，非好古之家不蓄，而寒家已有書六七千卷。”沒料到嘉靖三十四年(1555)，倭寇侵犯江東各州縣，高祖顧濟收藏的數千卷書籍連同顧家的老宅子全都被倭寇焚毀了。又言：“洎萬歷初，而先曾祖歷官至兵部侍郎，中間蒞方鎮三四，清介之操，雖一錢不以取諸官，而性獨嗜書，往往出俸購之。”萬歷后，曾祖顧章志多次出任各省的要員，但他注重操守，為官清正廉潔，平生就是嗜好收藏圖書，往往要拿出自己的俸祿來購買書籍。顧章志去世時，他所收藏的上萬卷書籍被當做家族的重要遺產分成四份，分別由三個兒子和一個侄子來繼承。

顧炎武的嗣祖顧紹芾得到了父親顧章志的藏書遺產中的一份，他是太學生，也特別喜歡讀書，幾十年中他不斷地增加自己的藏書，到顧炎武立嗣時，顧紹芾的藏書大約又有了五六千卷。他親自教導顧炎武“著書不如抄書”，說：現在人的學問不如古人深厚，抄書可以吸取和整理前人的思想學術成果，當知識積累豐富的時候，自然而然就會形成自己的看法和見解。很可惜顧紹芾所抄錄的數十本《邸報》資料和大部分藏書因明清鼎革散失，到顧炎武北游時僅存兩三千卷。顧炎武無奈地說：“自罹變故，轉徙無常，而散亡者什之六七……”受嗣祖顧紹芾的影響，顧炎武喜讀書藏書更注重抄錄之功。他自述：“先取《一統志》，后取各省府州縣志，后取二十一史參互書之。凡閱志書一千余部，本行不盡，則注之旁；旁之不盡，則別為一集曰《備錄》。”學生潘耒回憶先生：“無一日不讀書，無一日不抄書。”

顧炎武認為，知識是日積月累的結果，不僅要堅持刻苦讀書，還要實地考察。在北游20余年中，顧炎武走遍萬水千山，游歷考察了河南、河北、山東、京師、山西、陜西等地，自稱“九州歷其七，五岳登其四”，真正做到讀萬卷書、行萬里路。顧炎武每次走訪名山大川、祠廟寺院等，必然親自尋找名碑石刻之類，凡是有可以辨識的碑文，他必定會親手抄錄下來。20年間，他抄錄的珍稀漢唐碑文不下90通，再加上其他抄寫的文本，足足裝了兩大箱子。加上其他數千卷書都裝箱后，他便用兩匹騾兩匹馬馱著走。每到一處關隘，都會喚來當地守衛的老軍了解風土人情，只要聽到與平時所聞或書上記載有不同的，立即翻閱資料查找原始記錄進行核對加以更正。有時行進在廣闊的平原上，沒地方可以歇腳，他就直接坐在馬背上默讀各種經典，偶然有遺忘的章節，就會到下一站的旅館里，打開書箱找出書籍反復熟記。因此，顧炎武還得了“馬背上的藏書家”這一雅號。著名的《肇域志》、《天下郡國利病書》等都是這一時期的作品。

顧炎武家傳和隨身攜帶的書籍可能算不上很多，但其讀書藏書規模之巨、抄錄之全、學識之博、選擇之善、內容之精、存世之稀以及研究之深，絕大多數藏書家是無法比的。除去版本的因素，他的藏書和親手抄錄的文本均具有極高的學術與文獻價值，堪稱學術類書籍精品中的精品，有的甚至是孤本、絕版。

顧炎武去世后，其藏書盡為外甥清初大藏書家徐乾學“傳是樓”收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