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如何教育“官二代”

晚清名臣曾國藩對后代的教育也相當重視。咸豐六年(1856年)九月二十九日，他寫信給九歲的兒子曾紀鴻說：“凡人多望子孫為大官，余不愿為大官，但愿為讀書明理之君子。勤儉自持，習勞習苦，可以處樂，可以處約。此君子也。”教育九歲的兒子要成為“讀書明理之君子”，這樣的期許較之一般的儉樸教育顯得境界更高。

而后，曾大人直接教育兒子如何做：“爾年尚幼，切不可貪愛奢華，不可慣習懶惰……爾讀書寫字不可間斷，早晨要早起……爾宜舉止端莊，言不妄發，則入德之基也。”讀書與做人，實質是相容并包的。通觀曾國藩的一生，其言傳身教對于曾氏家族的兒孫成才，以及家族可持續發展都奠定了扎實基礎，值得今人借鑒。

諸葛亮曾經寫過兩封《誡子書》

魏晉南北朝時期出現了許多誡子文書，如曹操《戒子植》、曹丕《誡子》、嵇康《家誡》、諸葛亮《誡子書》、羊祜《誡子書》等都是教育子孫的文書。最典型者當數諸葛亮的《誡子書》。

諸葛亮曾經寫過兩封《誡子書》，其一曰：“夫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淡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夫學須靜也，才須學也。非學無以廣才，非志無以成學。淫慢則不能勵精，險躁則不能治性。年與時馳，意與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窮廬，將復何及！”

這篇《誡子書》，不但講明修身養性的途徑和方法，也指明了立志與學習的關系;不但講明了寧靜淡泊的重要，也指明了放縱怠慢、偏激急躁的危害。諸葛亮不但在大的原則方面對其子嚴格要求，循循善誘，甚至在一些具體事情上也體現出對子女的細微關懷。

他的另篇《誡子書》說：“夫酒之設，合禮致情，適體歸性，禮終而退，此和之至也。主意未殫，賓有余倦，可以至醉，無致迷亂。”

這句話是說：擺設酒宴，目的在于合乎禮節和溝通感情，以適應身體和心性的需要為度，盡到禮節便可退出，這就達到和諧的極點了。當主人興致未盡，客人略有倦意的時候，可以飲酒至醉，但不可到昏迷錯亂的程度。這是諸葛亮在具體事情上對子女的訓誡。

有人認為，諸葛亮的兒子諸葛瞻在他死時才8歲，而上述兩封《誡子書》所言內容，不像是對兒童講話，因而懷疑其系后人偽造。但是，如果我們考慮到諸葛喬過繼給諸葛亮為嗣子這件事，就不會對上述兩封《誡子書》有懷疑。

陶侃退腌魚

東晉名臣陶侃出身貧寒，年輕時做過縣吏，曾利用職務之便給母親湛氏送去一罐腌魚。湛氏不肯吃，還責備陶侃說：“爾為吏，以官物遺我，非惟不能益吾，乃以增吾憂矣。”

謝安侄子謝玄，年輕的時候喜歡佩戴紫羅香囊，謝安怕他玩物喪志，“因戲賭取，即焚之”，用這種行為加以教育，自此謝玄停止了佩戴香囊。謝安兄子謝朗，“善言玄理，文義艷發”，小時候一次大病初愈后，在叔父謝安處與僧人支遁談玄，論爭得十分激烈。

謝安寡居多年的嫂嫂王氏擔心兒子過度勞累傷身，兩次派人叫謝朗回去。謝安總舍不得讓謝朗走，想讓他們論出個結果。王氏只好親自跑到謝安家，說：“新婦少遭艱難，一生所寄惟在此兒”，哭著把謝朗拽走。謝安對支遁說：“家嫂辭情慷慨，恨不使朝士見之。”(《晉書》卷79《謝安傳》)表示了對嫂嫂行為的理解和尊重。這兩件事反映了謝氏家族重教育、講禮節的門風。

張緒因勢利導兒子

南齊人張緒之子張充“不持操行，好逸游”。

一次張緒請假回家，剛到西城郭，便看見兒子到郊外打獵，“左手臂鷹，右手牽狗”。張充也看到父親的船駛來，便放下獵鷹和獵狗，在岸邊拜見。張緒沒有責備他，而是一語雙關地問：“一身兩役，無乃勞乎？”張充面有愧色，回答：“充聞三十而立，今二十九矣，請至來歲而敬易之。”張緒便鼓勵他說：“過而能改，顏氏子有焉。”

果然，第二年張充便修身養性，刻苦攻讀，后與從叔張稷同有名望(《梁書》卷21《張充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