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無數權傾一時的顯達人物，生前聲威赫赫朝野敬畏，身后則罵名滾滾令人不齒；也有些如過眼煙云，生前風光八面，身后寂然無聞。一個政治家，最難能的是生前身后都受人尊敬，敵友我各方都對之交口稱贊，名垂青史，萬古留芳。諸葛亮，就是這樣一個令人尊敬的歷史名人。

諸葛亮不論是在世之時還是身歿之后，蜀中吏民都對他真心相敬，魏晉方面也對他非常敬佩。公元234年春，當諸葛亮率領十萬大軍殺出斜谷(今陜西周至縣西南)口，發動第五次伐魏，不幸病故五丈原(今陜西郡縣西南)之后，噩耗傳至蜀中，舉國上下無比悲痛。《三國演義》描寫“上至公卿大夫，下及山林百姓，男女老幼，無不痛哭，哀聲震天。”這不是夸張的筆法。(小說對諸葛亮過于神化，狀其多智而近妖，一定程度上歪曲了諸葛亮形象。)史載諸葛亮初亡之時，蜀國百姓紛紛要求為其立廟，朝廷礙于封建禮制不予準許，百姓于是在巷陌、在野外逢節令競相進行私祭，蜀后主劉禪不得不順應民心，后下詔在沔陽為諸葛亮立廟。司馬昭發動滅蜀之戰時，魏將鐘會率領大軍至漢中，特地去諸葛亮祠廟掃祭，并嚴令士兵不得在定軍山(今陜西勉縣東南)諸葛亮墓葬地附近養馬砍柴。諸葛亮病歿后，蜀軍退走，司馬懿仔細察看蜀軍留下的營地，贊嘆諸葛是“天下奇才”。晉武帝司馬炎向蜀國舊臣問起諸葛亮治蜀情況，十分稱贊諸葛亮的才能，說是“使我得此人以自輔，豈有今日之勞乎？”(《三國志》引《漢晉春秋》)。西晉惠帝也曾論及諸葛亮的才能，并由晉臣在隆中諸葛亮故宅立碑，旌表其功德，東晉時還在隆中修建了武侯祠。歷代對諸葛亮敬崇有加，有口皆碑。唐、宋詩人詠贊諸葛亮的詩篇近約百首，其中杜甫詠諸葛詩即有七篇。《三國演義》引用佚名詩人贊詠諸葛的詩篇多達19首，這都反映出后人對諸葛的敬仰。

作為我國歷史上一位杰出的政治家、軍事家，諸葛亮之所以被人們廣為尊崇和敬仰，不僅因為他的政治、軍事才能非凡，更在于他立身行事、處世為人的道德品格高尚，體現著中華民族理想人物的人格風范，從而有一股令人折服的人格力量。

獻身理想忠誠事業

諸葛亮(公元181—234年)，徐州瑯邪郡陽都(今山東沂南縣)人。他出生于低級士族之家，幼年父母雙亡，十四歲隨叔父諸葛玄就任豫章(今江西南昌)太守，其弟諸葛均也隨同前往。諸葛玄到任不久，朝廷改派他人作豫章太守，諸葛亮和其弟及兩個姐姐又隨叔父至襄陽投靠荊州刺史劉表。公元197年，諸葛玄去世，諸葛亮就在當時荊州南陽郡鄧縣的隆中(今屬襄樊市)躬耕與讀書。其時，諸葛亮十七歲。他在隆中一面種地，讀書，一面結交朋友，敬重士林長輩，縱論天下，留心世事，一住十年。到二十七歲那年，即公元207年冬，劉備三顧隆中，誠請其出山輔佐，才結束隱居生涯，登上政治舞臺。從此義無反顧，一心輔佐劉備及后主，投入興復漢室、統一中國的事業，直至54歲時亡故。

獻身于興復漢室的統一大業，為之矢志不移地為之終生奮斗，鞠躬盡瘁，死而后已，從不放棄自己的理想和事業，體現出具有歷史進步意義和民族傳統美德的人生價值取向，這是諸葛亮在政治思想上千秋萬代令人尊敬之處。

基于對理想的追求、對事業的忠誠，諸葛亮與劉備之間，形成了一種肝膽相照、同心相印、相互無比信任的君臣關系。一個鞠躬盡力，一個如魚得水，成為封建時代少見的君臣相得的典范。公元223年，劉備臨終托付后事時，明確告亮：“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劉備這樣說，很可能確實出自內心，出自對諸葛亮的無比信任。諸葛亮流著眼淚表示：愿竭盡全力輔佐太子，獻出自己的忠誠與節操，一直到死。其后，他始終實踐著自己的這一諾言，一心輔助劉禪，竭盡自己的全部才智。當時，蜀國“政事無巨細，咸決于亮。”在漢末三國那個亂世年代，你傾我軋，相互吞并，多少人一旦大權在握，就想背主自立，曹氏父子、司馬氏父子只是其中突出的例子。諸葛亮盡管權傾朝野，實際執掌著蜀國政權，但始終恪守自己的職責與臣節，為完成劉備未竟的事業，為實現自己對人生的追求，廢寢忘食，晝夜操勞，不遺余力，真正達到了“鞠躬盡力，死而后已”的地步。這種對理想的執著追求和對事業的赤膽忠誠，不能單純以封建社會忠君思想的尺度來衡量，它是一個人實現其人生價值的表現，也是反映其思想品德和氣節的一個重要方面。

任人唯賢不存偏見

諸葛亮在主持蜀國軍政事務期間，十分注意任用賢才，切實推行了一條任人唯賢的正確路線，不存門閥、名望、個人恩怨等偏見；并強調“治實而不治名”，注重“循名責實”，改變漢末那種名不符實、弄虛作假、表里不一的官場風氣，使確有才能的人能夠施展其才，名實不符、只求虛華、沒有實績的人失去市場，違反法令貪贓枉法之徒得以懲處，蜀中一時“咸服諸葛亮能盡時人之器用。”(《三國志·蜀書·楊洪傳)。

為做到任人唯賢，諸葛亮一面十分重視對官吏的考核，以求“進用賢良，退去貪懦”；一面鼓勵朝中下屬和地方官推薦有才能的人。廣漢太守姚亻由，向諸葛亮推薦了不少有用之才，諸葛亮特地表揚他，稱贊他，告訴大家“忠益者莫大于進人，”鼓勵大家都能像姚亻由那樣多為國家推薦賢能的人才(《三國志·蜀志·楊戲傳》)。

誠然，諸葛亮在用人上也有過失誤，主要反映在重用馬謖上。馬謖好論兵法，但他缺乏實際作戰經驗。劉備臨終提醒諸葛亮：“馬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君其察之！”(《三國志·蜀志·馬良傳》)。諸葛亮沒有很好聽取，對馬謖十分器重，用為參軍，每次跟他談論，“自晝達夜”。公元225年南征平叛時，就是這個馬謖，為諸葛亮進獻了“攻心為上，攻城為下，心戰為上，兵戰為下”的對策，據此七擒七縱孟獲，贏得了南中地區少數民族的真心臣服，從此未再發生叛亂。公元227年冬北伐曹魏時，也許諸葛亮看到馬謖對平定南中所起的作用，任用他為前鋒，不想馬謖自命不凡，不聽節制，也不聽取王平勸諫，死搬書本上“憑高視下勢如劈竹”和“置之死地而后生”的說法，放棄要道，固執地扎營山上，結果被魏將張合阝切斷水源，兵無斗志，導致失街亭、全軍落敗，斷送了本有可能取勝的首次北伐。這是諸葛亮用人失察之處，事后他深為后悔，公開承認自己的過錯，依然不失令人敬佩。

賞罰嚴明躬身力行

由于漢末法治廢弛，特權階層自恃“法不阿貴”，超然法律之上，貪贓枉法，作威作福，導致朝政日益腐敗。有鑒于此，魏、蜀、吳三方從鞏固發展自己的勢力出發，都十分重視嚴肅法治。相比而言，諸葛亮治蜀在執法上更為公正嚴明，從沒有像曹操、孫權那樣以觸犯刑律為名清除異己或出言稍有不慎之士，殺戮無辜，真正做到了“賞罰必信”，“不避恩仇”，不存私見。同時，諸葛亮自己能以身作則，帶頭依法辦事，并注意聽取群僚意見，倡導集思廣益，于治國理政整肅法治之中映現出其高潔的品格。

諸葛亮治蜀賞罰嚴明，自己躬身力行，使曾經受罰的人也表現出對他的尊敬佩服。李嚴、廖立得知諸葛亮亡故的消息，不是感到高興，而是同樣感到悲傷。他們同時覺得從此失去了復出的機會，再沒有什么指望了。因為他們知道，諸葛亮有知人之明，諸葛亮在，也許有朝一日仍會想到他們。《三國志》作者陳壽的父親，因在街亭之役中也負有責任，被諸葛亮處以髡刑(剃成光頭)，蜀亡陳壽歸晉后任著作郎，他在著《三國志》之前，已編篡了諸葛亮文集。《三國志》里對諸葛亮的評價總體上也是公正的，稱諸葛亮是“識治之良才”，可跟管仲、肖何相媲美，贊揚諸葛亮治蜀“科教嚴明，賞罰必信，無惡不懲，無善不顯，至于吏不容奸，人懷自勵，道不拾遺，疆不侵弱，風化肅然”。

一個人的品格是表現在多方面的，是一個人才能和思想品德的綜合反映，一個人志向、性格、能力、意志、氣質等多種內涵的集中體現。諸葛亮在政治、軍事、經濟、外交等各個方面都表現出他杰出的智慧和才能。如經濟上實行“務農殖谷、閉關息民”的政策，給百姓恢復和發展生產以有利的條件；發動士兵屯田生產，減輕民眾負擔；注意興修水利，專門設置“堰官”和維護都江堰的人員；恢復東漢所廢棄的鹽鐵官營，鼓勵養蠶織錦，使鹽鐵和蜀錦成為國家財政收入的重要來源，蜀中出現“田疇辟、倉廩實，器械利，畜積饒”的繁榮景象。蜀中百姓所以對諸葛亮懷有很深的感情，關鍵在于諸葛亮治蜀創造了利國利民的業績。

諸葛亮生活節儉，一生廉潔奉公，除了俸祿別無生財之為。他生前曾上表后主，表示家中衣食靠桑樹、農田聊可自給，死后“不使內有余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他的妻子黃氏，雖然“黃頭黑色”，號為丑女，但很有才志，始終不棄。所有這些都是令人敬佩之處。諸葛亮不愧是富有我們民族特點的人格的風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