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景帝劉啟是漢文帝的第四個兒子，他的三個哥哥先后死去，所以他得以繼承帝位。作為皇帝，他是“文景之治”這一治世的完成者，其歷史地位非常突出。其實，在他當皇帝期間，地震、颶風、旱災、蝗蟲等自然災害頻頻發生，在這種情況下他還能把一個文帝開啟的“治世”延續下去，他個人所發揮的作用也是十分重要的。作為一代君王，他不像他的父親一樣謹言慎行，曾失手打死過自己的堂兄弟，間接導致吳王劉濞起了反心;曾失言要立兄弟梁王為下任皇帝，導致了梁王膽大妄為。然而，景帝卻遵循了父親文帝的一些大政方針，重視經濟發展、體恤百姓、寬刑薄賦。同時也沿襲了文帝節儉、親為、愛護百姓的一些優良品質，的確無愧于“文景之治”的名號。

還是在劉啟當太子的時候，吳國太子劉賢進宮朝見皇上，陪同劉啟喝酒、下棋。劉賢在棋盤上爭強好勝，態度很不恭敬。劉啟拿起棋盤砸向劉賢，劉賢當場死了。尸體送到吳國，吳王劉濞非常憤怒，說：“大家都是姓劉，既然死在長安就該埋在長安，何必送回吳國埋葬！”竟然把尸體又送回了長安。因為這件事，吳王劉濞從此不遵守藩王禮節，借口身體不好不再上朝，并由此有了反叛之心。因為文帝賜給他幾案和手杖，體諒他年老，可以不再參加朝覲，也就是免了他的罪，劉濞的反心才沒有付諸行動。

應該說，這件事不是劉啟有意而為，他和劉賢沒有仇恨，也不存在競爭關系，沒有置之于死地的理由和動機。從漢文帝處理這件事情來看，也是把他當做一件意外事情來看待的。這樣說來，劉啟這次打死劉賢，算作是一次失手吧！

漢景帝三年(前154)，梁王劉武前來朝拜。這個時候，漢景帝還沒有指定太子，他在和梁王喝酒時，很隨意地說了一句：“等我去世后，就把皇帝的位子傳給你。”梁王盡管知道這是醉話，做不得數，當場推辭了，心里卻很高興。這酒是在母親竇太后宮中喝的，景帝和梁王都是竇太后的兒子，老太太也很高興。詹事竇嬰卻不干了，拿著酒杯向景帝敬酒，說：“天下是高祖的天下，父親傳位給兒子，是漢朝的規矩，陛下怎么能將大位傳給梁王呢！”景帝自知失言，只好喝酒自罰。盡管這件事以后沒有實施，景帝仍然立了自己的兒子當太子，梁王卻驕橫無比，此后竟然使用天子的旌旗，出行清道戒嚴，其儀仗的規模陣勢甚至比皇帝還要氣派。竇太后這個老太太卻不管這個，她沒有忘記傳位這件事，當栗太子被廢的時候，又提出來了。竇太后提出這件事情是在酒宴當著很多人的面提出來的，景帝沒有當場違拗，只得跪下來挺直身子回答說：“好！”他把這事交給大臣們眾議，結果遭到了大臣們的強烈反對，這事兒才算擋過去。這個梁王雖然沒有當上皇帝接班人，卻把怨恨灑向了反對的大臣，竟然膽大包天，派出刺客刺殺了十幾位大臣。

應該說，這是漢景帝一次嚴重的不能再嚴重的失言了。

然而，漢景帝卻沒有改變漢文帝時期的一些大政方針，文帝一些優秀品質和好的做法在他這兒也得到了繼承，整個天下還在“治”的軌道上運行發展。

其實，漢景帝時期，自然災害頻頻發生。景帝二年(前155)，衡山國境內發生冰雹，大的有五寸，地面深的地方有二尺厚。六年(前151)，冬天打雷，天空下了好幾天的雨。中元年(前149)，發生了地震。衡山又下了大冰雹，大的有一尺八寸。中元三年(前147)，這年不但發生了地震，緊接著發生了旱災，秋天又發生了蝗災。中元四年夏季，發生蝗災;中元五年水災、地震。中元六年，春末大雪。后元年五月發生地震，這次的地震可能震級較大，史書記載說是持續了二十幾天，可見是余震不斷，城墻都震壞了。后元二年，春天發生地震，秋天發生旱災。在這種情況下，漢景帝注重減輕農民的負擔，制定鼓勵重視農桑的政策，自身簡樸，經濟社會還是很好地得到了發展。

漢景帝正式即位，當年就下詔恢復征收一半田賦，也就是恢復漢文帝時期的做法，實際上就是減免了一半的田賦。第二年又下令男子二十歲開始服徭役，要知道，當時男子十六歲就舉行“冠禮”，也就是成人儀式，二十歲才服徭役，這四年也是一種勞役的減免。后元二年，因為收成不好，景帝下令禁止內地郡縣用糧食喂馬，違禁的將馬匹沒收。同時還身體力行，親自耕種，并讓皇后也親自采桑，為天下表率。我們由此也會想起，漢文帝開始的皇帝“親耕”，到了景帝這兒仍然得以延續。

漢景帝非常注意寬刑輕罰，剛當皇帝(前156年)不久，就下達了大赦令。前元三年(前154)，第二次頒布了大赦令。此后又于前元四年(前153)、中元元年(前149)，中元五年(前145)、后元年(前143)，四次頒布大赦令。漢景帝在位十六年，六次大赦，這也是掃除秦朝弊政的一個具體措施吧！除了這些常規的大赦，他還在前元三年對參與“七國之亂”的人全部赦免，使全國迅速恢復了安定的局面。漢文帝時期曾經廢除了肉刑，但在實施過程中卻有變相殺人的嫌隙。如原判斬左足的改判鞭笞五百，原判處劓(音yi，割掉鼻子)刑的改為鞭笞三百，這些人很多都被鞭打致死。漢景帝在大赦令一個月之后又下詔，將鞭笞刑減輕。后來于中元六年(前144)，再次減輕，并規定了具體的行刑辦法，此后受鞭笞刑的人得以保全性命。后元年，景帝又下詔，對于案情復雜的案子，應呈報主管官員，直至呈報給廷尉。如果復審發現原判不當，原判不承擔責任。這就是說，他除了自己帶頭寬刑輕罰，還給執法人員解除了后顧之憂，讓他們也務必從寬。

如果說漢景帝沒有大的失策，可能會有爭議的就是他的削藩。史家在說到這段歷史的時候，不認為削藩不對，而是說晁錯的削藩建議激進，不穩妥。吳楚等國打著“清君側”的名義反叛中央，當晁錯被殺之后，仍然沒有罷兵。當時就有人看出了這一點，說：“吳王想造反已經有十幾年了，其實本意不在晁錯。”說到底，隨著劉姓代代下延，分支漸遠，親情漸疏，血緣漸淡，地方勢力尾大不掉，私欲膨脹，逐漸要和中央政權分庭抗禮的諸侯王，已經成為大漢王朝的禍患。中央要加強對全國的控制，消除隱患，削藩是必然之舉。叛亂平定以后，漢景帝采取了正確的處置方式，天下很快安定下來，如果說有失，也算不上是大過錯。

正是由于漢景帝遵循了其父文帝的大政方針和基本作風，所以才在前后五、六十年間引導了天下淳樸之風，社會穩定，經濟發展，國庫充盈，人民生活富足。也正是保持了文帝時期政策的連續性和做法的連續性，才會被后人將他和他的父親文帝連在一起，稱之為“文景之治”。